成为大学生如何积累知识能力

徐复观

谁考取了大学，谁便当大学生，似乎不应该发生“怎样当”的问题。

假使要拿它来当作一个问题看，则一方面大学生只是读书求学，问题简单到不必多谈。但另一方面，则各人的个性不同，兴趣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问题复杂得使人无从谈起。

不过，每个人，对于自己现实生活是否感觉有问题，主要关系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乃至生活意境。一般人的生活意境，在一生中，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最先是被动的刺激反应，根本不感觉得有问题的阶段；其次是开始有主动的思考力、评断力，到处发生怀疑，到处提出问题的阶段；最后则是通过怀疑而发现人生的方向，以走上解决问题之途的阶段。尽管多数人只停留在第一阶段中便混过一生，也有人则又背负着人世无穷无数的问题以没世；但就人生发展的常态说，一个人当他走进了大学，应当是属于开始对人生提出问题的阶段，而大学生当面的问题便是“怎样当一个大学生”。同时每个问题，有其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其共同性的方面。特殊性的方面，可以留待各个人去思考；共同性的方面，不妨大家作一种共同探索的尝试。

联合国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在巴黎夏宫，通过了人权委员会曾经过巨大共同努力后所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此一宣言虽因国际间许多微妙情形，尚未能得到所有国家的批准（我国已批准），以致未能付诸实施；但宣言的本身，确是人类经过了两次大战及极权统治的惨痛教训后，为了求得人能过着“人的生活”的保障，所获得的伟大的成就。在宣言短短的三十个条文中，其第二十六条有一项特别规定“父亲、母亲，有优先选择其子女所受教育种类的权利”。当我初看到此一条款时，发生了无穷的感慨。二十世纪人类的灾难，竟严重到把未成熟的学生当作野心家猎取私利权利的工具，致使人权委员会的先生们，为了要保障这些无辜的廉价羔羊，只有乞灵于人类古老的传统——亲子之爱。由此，不难想见，现代的大学生，要能合情合理地过一个大学生的生活，实际上，乃是一种非常艰辛之事。

每一个民族，只看它有没有好好地经过一个启蒙运动的历史，即可了解它还是在发展抑或是在停滞，乃至是在堕退。就人的一生来说，大学生活，应该是相当于启蒙运动的阶段。启蒙运动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权威来为每个人做主。因此，大学生是理性高于一切，怀疑多于信仰的生活时代。当然，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权威？什么是由理性而来的权威？什么是由权威所假冒的理性？这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容易辨别清楚的。何况在现代，有许多力量正在有计划地搅扰大学生的理性？这种搅扰工作，甚至从幼儿园便已开始。不过，我可以断言：向一个幼稚心灵去做整套说教的东西，这一定是不敢诉之于人类理性而只能诉之于人类习惯性的不怀好意的东西；不劝人在其本位上去做正常的努力，而经常要人离开本位去干些瞒天过海的勾当，这一定不是正常人所干的正常勾当。所谓理性，常是由无权无势的人们所积累而来；权威，则常系建基于权势之上，与现实利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大学生首先应当有这样的一种觉悟，即是，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应当渐渍沉浸于理性之中，而高视阔步于世俗利害之上。用旧的辞句来表达，则一方面要“从善服义”，另一方面又要“倜傥不羁”。而作为这种态度的根底的，则要求有一副干净的心灵和磊落的气概。假使在大学生时代，脑筋里即盘满了现实上的小利小害，乃至许多庸腔俗套，这说明此人一整生将过着苟且趋跄的可怜生活；其污浊之气，会累住他既上不了天堂，更挡不住自己良心在刹那间的反省。

然则，大学生除了读书追求理性以外，对不对时代负责？对不对国家民族负责？是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即是大学生做学问的最高准绳？我对这一点的答复，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一个人当他做实验演算，乃至读一本古典，顺着一条理路去追求结论时，他的精神要洗汰得至虚至灵，乃至成为无我的状态，此时如何能夹杂其他的半丝半毫东西？但忘掉自己去追求真理，结果还是为了充实自己，扩大自己。所以就求学时的当下精神来说，一定是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但就求学的根本动机，及求学的整个归结来说，则一定是为了对时代负责，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来负责。时代的要求，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要求，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最高规律。因此，虽然凡是可以成为知识的东西，都有学问上的价值；但其中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必然要摆在求知的第一位，而集注以最优秀的心灵和力量。在这苦难的时代，也有人关紧房门，背着时代，干点鸡零狗碎的无关痛痒的工作，认为这即表示了学术的崇高纯洁。但夷考其实，则此种人，常常是在表面上离开现实，而事实上乃不断地向现实讨便宜，以助成现实的黑暗面。揭穿了说，这是以时代的血和泪来做建造象牙之塔的水泥。这种象牙之塔，实际只是魔宫里的更衣室。若以此来鸣高，并以此来向青年立教，那才真是残酷的狡狯。所以我觉得“以天下为己任”，过去有出息的秀才是如此，今日有出息的大学生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以天下为己任，并非说每一个大学生，应当加入到“天下”的现实中去实际地干；相反的，在人生的全历程中，大学生是积蓄知识能力的时代，而不是使用知识能力的时代。因此，大学生的本分，是在知而不在行；更正确地说，是要把知当作行的时代。所以，大学生应当由对于时代、现实的密切关心，而去知道时代，知道现实；但不能，也不应该，马上去参加时代，参加现实。正如Korff在其《人间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第一章中所说，为了要了解一种事实，常常需要从事实后退一步，与事实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知识青年参加现实的目的，是要把现实加以推进改造。不了解现实，而去参加现实，常常掉入在现实的泥淖中，以致随波逐流，结果成为现实的牺牲品。因此，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应当从天下的现实中后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书本上，退到科学研究的最新结论上；站在这种书本上、结论上，来看现实的问题，而不让现实问题中所挟带的现实利害遮蔽了人类理性的成果；要使现实问题随着理性之光来回转，而不使理性之光随着现实的利害来摆动。只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真精神，则在大学时期，退到书本上愈深，退到实验室里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学生的本分，尽到了大学生的本分，同时也就真正担负了时代在这一方面的责任。而在这种尽本分的纯洁无私的心灵活动中，不把学术和天下国家连成一片不停止。世上尽有强调只管个人做学问，不要关心时代痛痒的人，这是因为在此种人的内心深处，常藏有肮脏不堪告人之隐。我国现代的悲剧，从某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来自五十年以来，少数守本分、尽本分的大学生，在精神上却与时代隔绝，让不守本分、不尽本分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操纵学校的风气，出到社会，又操纵了现实的政治社会的风气。今日的大学生，若有志于挽救我们自身的悲剧，应当从自己不扮演悲剧的角色做起。

然则现在大学中，有许多与学术无关的活动，大学生是否可以一概不参加？我不敢作此主张。但我却可以说，所有这类的活动，在大学生的生活中，都不能居于重要的地位。尽管以专门推动这类活动为职业的人，一天多一天，一天有力一天。更重要的是，大学生参加此类活动，恐怕不应出之以“行其所信”的态度，而只是出之以“知其所行”的态度。对大学生而言，一切都是知的对象，都是研究评判的对象。所以大学生参加到学术以外的活动，既不是信仰，也不是反对，更不是敷衍，而只是为了要知道它，要研究评判它。大学生是以理性之光去与现实（包括表面是超现实而实际上是最现实的东西在内）相连结，而不是以行动来与现实相连结。在大学生时代能做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过早地投向现实，也像过分的早婚，实际上只意味着人生的不幸。(www.xing528.com)

我在上面说过，大学生是理性高于一切，怀疑多于信仰的生活时代；又说过，在大学生时代，能做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但这里可能发生两种误解：第一，顺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今日大学的实况，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识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第二，因为我针对大学生本分以外的事物而将“行动之人”从大学生中划分出去，容易误认大学生只顾求知而可以远离行动实践。其实，道德理性，应当是知识科学理性的动力及其承载力。而大学生有道德理性的自觉，自然不能仅限于追求成为一个知识之人；势必在当下的大学生活的本分中，成为一个坚强的行动之人，实践之人。在知识的跛行发展中，不能伸长出完整的人格，最后也会扼杀知识的源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病态，须要我们加以超克的。

科学的本身是“非道德”的，但并非“反道德”的。科学家在求知的过程中，不需要道德的判断；但科学家出到实验室以外，他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人，依然要发生人与人的关系；对于社会、国家、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问题，依然会有所思、有所感，而发现应当不应当的问题。所以世界上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之流，必然会有他们的道德精神，乃至宗教意识。这种精神意识，与他们的实验、演算，直接无关，却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所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实验演算以外，更一无所有的现实之人。并且仅就科学本身来说，一个人的科学工作，必须要有一种科学精神来加以担当；没有科学精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工作。所谓科学精神，乃是把科学的客观要求，在自己的生活中体现出来，使其成为能适应、担当科学工作的生活态度。由此可知，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精神状态，必定比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有所升进。最浅显的例子，一个功课非常好的学生，他的精神状态也一定会比坏学生的精神状态升进一步。单就这一点说，这便是常为一般科学家所不会意识到，但实际是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种道德形态。至于无我无私的人生境界，乃是科学家与道德家所共同要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更不待论。近来有些人扛着科学招牌来反对道德，反对价值判断，这多半是出于世纪末的精神变态，根本不值得提的。

大学生要追求知识，即是做知识理性的活动；只有在书本子上、在实验室中去花费工夫而追求的成绩，也只有在书本上、在实验室中去求得验证。这种活动是向外追求，是以外在之物为其对象的。但人类文化的发展，在向外追求达到某一阶段后，常会引起对内的反省，而要求自己知道自身，换言之，开始能有道德理性的自觉。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在希腊文化中占一重要地位，正因为他代表了希腊文化发展中的此一转向。就人的一生来说，在牙牙学语以后，便指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但很难提出自己是什么的问题。多少人，从生到死都不会提出这类的问题。由此可知，从反省而来的道德理性的自觉，必须发生于人的发育相当成熟以后，而成为人格向上升进的指标。此一指标并不限于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大学生，便应该有这种自觉，便应该要求这种自觉。在这里，用得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老话。

道德理性的自觉，并不像知识理性的追求一样，要向外去花费那么多的力气，而只在于每一个人的提示警惕的一念之间。道德理性实践的证明，并不要通过逻辑演算实验，而只是表现于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上。这里我不能做深进一层的叙述，而只简单指出：人类文化努力的方向，一是如何了解自然，因而控制自然；另一是如何了解自己，克制自己，因而建立人与人的和平而合理的关系。所以道德理性自觉的最显著的征候是：除了自己以外，尚知道有旁人；为自己着想，同时要为旁人着想。由此而发的行为，便是为了自己而努力，同时也在可能范围之内，为了他人而努力，为了团体而努力；最低限度，重视自己的生活兴趣，但决不因自己的生活兴趣而妨碍到他人的兴趣。在这里，对自己的责任感和对他人的责任感是连成一片的。大学的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在社会中有个体，有由各个个体互相关联所形成的群体。只要肯留心人类命运的人，便不难在历史中发现人类许多的灾难，主要是来自个体与群体得不到均衡；而人类在文化上的许多努力，也主要是指向如何能使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能互相调剂。所以大学生的道德理性实践，乃是要求个体与群体之间都能处得恰到好处，使大学里有个性的发挥，有群体的和谐，形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而合理的社会生活。此种生活，用中国的旧名词说，即是礼乐的人生（礼以别异，所以保障个体；乐以和同，所以谐和群体）；用现在的新名词说，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大学生只有在大学里面能有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践，能以忠恕之道而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才能期望他本其所学得的知识，出去为一个民主的社会国家而奋斗。民主的社会国家，才是适于人类生存的世界。

上面那段话中，尚有许多地方需要加以申述，但在这样一个感性的短文中是办不到的。现在我只就一般大学的实际生活，稍稍加以指点。假定有一种学生，成天地兴之所至，目无他人，在他许多无意识的行为中，给愿意用功的学生以生活上的扰乱，并且一抓到机会，便占同学的一点便宜，权利则争先，义务便退后，这种学生一定会讨厌先生，讨厌书本，讨厌实验室，讨厌敦品好学的同学；这种学生的结果，大家不难推想，他不成为废物，便会成为害虫的。假定一个大学中让这种学生的影响一天一天地扩大，乃至成为一个大学的风气，则整个学校的工作无疑是毒瓦斯的制造厂。此种事实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是没有自觉的人对自己没有责任感，所以对他人便也没有责任感，这正证实了成己者才能成物，害物者也一定害己。所以道德的自觉一定表现在“人己双成”的上面。第二，没有起码的道德自觉，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功课，影响到旁人的功课。这正证实了道德理性是知识理性的动力，是知识理性的承载力。因此作为担当人类命运的大学生，应该是把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统一于自己的人格之中，而将其实现于求知工作及群己谐和的日常生活之上，使一座大学成为以道德为基底的现代智慧之塔。人类的新生，文化的新生，便从这里开始了。

导读

徐复观（1904—1982），名秉常，字佛观，湖北浠水人。早年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政治活动多年。40岁以后，逐渐走上学术之路。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为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著书十余种，三百多万字，主要有《两汉思想史》三卷、《徐复观杂文》六集、《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集等。

考上了大学，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是一个值得思索、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当一个大学生，这不单是每一个大学生应该关心的问题，更涉及大学办学的精神理念问题。一个人，是否觉得自己的现实生活有问题，取决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意境。徐复观认为，“就人的一生来说，大学生活应该是相当于启蒙运动的阶段，是理性过于一切、怀疑多于信仰的阶段。”“一个大学生首先应该有这样一种觉悟，即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应当渐渍沉浸在理性之中，而高视阔步于世俗利害之上……要求有一副干净的心灵，和磊落的气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徐复观认同这句老话，他更强调，“大学生是以理性之光去与现实（包括表面是超现实而实际上是最现实的东西在内）相连结，而不是以行动来与现实相连结。在大学生时代能做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过早地投向现实，也像过分的早婚，实际上只意味着人生的不幸。”徐复观的这些观点与当下的潮流似乎相左，唯其如此，才更应引起我们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