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演和《历史的原理》对《史学史研究》理论的影响

在阅读《原理》的手稿时，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柯灵乌并没有完成他原本想要写的关于重演的部分，他原本的计划和诺克斯后来对于此书的回忆，皆显示他写了关于重演的讨论，但是诺克斯却决定放弃这一部分的内容。[32]在柯灵乌开始写《原理》一书之前，对于克服以前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解决的二元论问题，重演理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藉由重演理论说明了心与物乃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不同于自然科学家和实证人类学家，科学史家不会把他的研究题材看做是外在的对象，而是在重演证据，使研究对象的思想成为他自己的思想，如此一来史家的心灵与研究对象的心灵就合而为一。

柯灵乌在《原理》中谈到“重建”（reconstruction），但是并没有明显地将它与重演理论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他至少曾有一次使用重建作为重演的同义词。他认为那些在可知觉的世界中留下记录的思想呈现，可以被那些能够解读这些记录的人将它们重建为自己的经验。在其他地方，重建一词与阅读、解释证据和从考古资料做推论的过程有关，后来他在《新巨灵》顺带提到重演，但是它是在讨论爱、恐惧和非理性意识的脉络下谈到。

我不认为柯灵乌在此书中没有提到重演，是因为它对他来说不再那么重要，相反地他是要将重演理论和他更广泛深思过的历史知识题材的概念相联系，但是他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能够说明“情绪的重演”如何可能的修正理论。他原本要在《原理》中提出此理论，同时在《艺术》和《民俗故事》等书中，他说明当情绪与思想有重要关联时，这些情绪如何形成历史题材的一部分。他需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论点，它与《理念》一书中支撑重演理论的论点是不相同的，在写《原理》一书时他必须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它必须与《艺术》中的心灵理论相一致，但是他发现他自己无法做到。

在《理念》中柯灵乌对于能成为历史题材的资格设立了一些条件，首先历史的题材不只是思想，而且是反思性的思想。他的意思是指行动是基于目的而做，换言之它们是规范性（criteriological）。一个反思性的行动，就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事的一种行动，当我们在进行这行动时，看看它是否已经符合我们最初对这行动所设定的标准或规范，就知道是否已经完成它，这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断然的方式来区分感觉和思想。

在《艺术》里，柯灵乌构想出“想象理论”（a theory of imagination）做为感觉和理智的桥梁，感觉与料（sensa）是直接的而无法在感觉的活动中持续，假如要在它们之间做一连接，那么就需要另一种形式的经验。此种经验藉由保留和回忆它们，使我们能够将那些已经感受不到的知觉做一比较，想象以某种方式使感觉能够恢复，这方式他在《理念》里没有想过或者大概选择不予以承认。

为了区别感觉与料，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们，意识把感觉与料转变成想象，当我们意识到感觉与料，它们就形成了想象，理智建立了被转换过的感觉与料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它们之间做出推论。柯灵乌认为表达情绪的能力是绝对必要的，藉由选择性的考虑，我们把它们分成想接受和不想接受的类别。当情绪从心理层次提升到意识层面，它才能够被表现出来，而意识到情绪的活动则影响了这个过程。他更进一步认为，情绪被表达出之后，我们才能感受到它，不能表达情绪实际上就是没有此情绪，[33]也就是说意识无法将心理的情绪转变成想象。它们因此没有被表达出，因此理智就接收到遭曲解的情绪表现，并把思想建立在这遭曲解的情绪之上。在民俗故事的手稿中（特别是在历史的方法与巫术那一章）已经解释了对于历史家而言“意识的腐化”（corruption of consciousness）的含意。

身为艺术家，他的活动或者是美学经验表现在他对情感的呈现，艺术的表现不同于无意识的表现，例如当我们受到某个异性的吸引时，瞳孔因此而放大，因为它们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不经意的表露感情和刻意的表现它们是有差异的，真正的情感表现是一种刻意的行为，在表达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被表现出的情感。在想象的经验层次上，情感的自我意识要以控制过的行为（它们是基于目的而做）来表现，这类情感表现的注册商标是它们的可理解性和清晰度，在表达情感时我们注意到或意识到被表达的情感，并且也能够使别人马上意识到表现者和他们自己的情感。

柯灵乌不只谈到美术而且也论及文学与口语，就像在句子中表现思想一样，在选择表现思想的字汇时思想变得更清晰，以艺术品或语言来表现情感也是如此。同样地，如同思想与表现思想的字汇不是两件个别的事情，所以情感和它的艺术表现也是不可分离。以语言表现情感是一个单独的经验，它内含两个要素，首先我们把一个已经提升到意识层次的情感，从印象转变成观念，其次有某种控制过的行为来表现观念。如柯灵乌所说：“拿走语言也就拿走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留下来的就只是心理层次上未加琢磨的感受”（PA，244），在《理念》里，柯灵乌认为这些都是超出历史知识的范围。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柯灵乌如何把重演理论发展到包含了情绪的重演，心理层次的感觉仍然被排除在外。所以无意识的情感表现，或是不经意的愤怒表露都不能被重演，因为我们没有认知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标准可判断这种不经意的表露是否成功。《艺术》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以此理论心理的感受和情绪藉由在理性的层次上以想象力被注意到和表达出而达到意识的层次。

柯灵乌告诉我们情感是复杂的经验，而行为则充满了情感。说故事、演戏或者是描绘一幅美景不只是需要语言，还需要用语言所表现的情感。他说：思想经验上的情感负荷藉由受控制的语言行为而得到表现，在柯灵乌的理论中，情绪的表达不局限于想象的层次，他相当确定那些属于理智层次的思想经验有它们的情绪负荷，它不是模糊的情绪负荷，而是专属于个别的思想活动。他进一步主张，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时，它总是透过它的独特情感负荷来传达，当我们表达出我们的思想时，我们也传达了我们思考思想时所带有的情感。在柯灵乌的观点中，这种情感表现会邀请听众“自己思考出此情感，也就是说为自己重新发现这个思想，当他发现它的时候，他会辨认出这思想的特殊情调已经被说话者表现出来”。（PA，267—268）

《艺术》一书写作的时间，晚于《理念》的大部分内容和《民俗手稿》，但是在《原理》写作之前，在写《艺术》时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和美学三者有紧密的关系。在《理念》中，历史学得以成立，是因为它是我们得到心灵的自我知识的途径；人类学研究得以成立，是因为在重演所谓的原始民族的情感生活时，我们得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人格，意味着我们得到我们内在的野性的自我认知。换言之，我们不再否认我们生存的功利文明鼓励我们压制的情绪，在《艺术》里，理解一件艺术作品被视为是情感生活的自我知识，而同样得以成立，当我们想象地参与一件艺术作品，也就意识到它所表现的情感。在欣赏艺术时，所意识到的情感与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的情感是相同的，缺乏表现——也就是缺乏感知——就是一种意识的腐化，它导致思想的大厦同样地腐化，因为它是建筑在沙基之上。艺术对于社群的价值，在于它提高了情感的自我察觉，在理解艺术时我们也更能认识自己的情感生活。

柯灵乌在相信情感表现和欣赏的重要性和它对健康的心灵是多么重要之后，他一点也不会将它排除在历史题材之外。就我们所看到他在《原理》里对他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思想史——加了一个限制条件——它包括了情感的历史，只要这些情感与思想和问题有重要的关联。[34]

假如情感的表达是刻意和有目的，它就是规范性的，换言之，对于它所想要表达的是否达成，就有一个准则。知道某人的思想就是重演了它，从《艺术》和《原理》的理论中，我们知道语言所表现的思想也是情感的表现，重演思想必然也重演了情感。但是我们必须厘清重演情感与引起某人的情感之分际，自传在这方面是要激发或引起情感，另一方面，历史家是重思某人的情感和再经验它，并且知道它和他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所经验的情感是相同的。情感和思想一样不会在它的直接性脉络中再一次被经验过，使情感能在间接性脉络被经验，亦即它能在不同的脉络中具有复苏的能力，此一理论是《艺术》书中的想象理论，但是它并没有在《理念》中出现。当然这并没有解决重演理论的批评者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它的确显示出柯灵乌想将重演理论扩展至能涵盖那些经过刻意表现，并且和我们所追求的历史知识有重要关联的情感重演。它们已经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但是因为一些不可解的原因，柯灵乌没有能够把它们组织起来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改订过的重演理论，对于支持他新的强调情感在艺术和历史中的重要性，这个理论是必须的。

（2009年第1期）

[1]此文由（台湾）佛光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历史：理论与批评》主编李纪祥教授推荐并授权发表，在此致以谢意。

[2]译注：以下简称为《原理》。

[3]关于柯灵乌为《历史的原理》所写的写作计划，请参阅道森（Jan van der Dussen）：《历史是一种科学》（History as a Science）（The Hague，1981），pp.431-432。

[4]译按：在讨论历史理论或是史学理论时，自然会不禁要问：历史的真相（history truth）是什么？历史家是否能够追求、建构或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问题一直是历史家和哲学家所争讼不已的。尽管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互异、见解各殊，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个最大公约数，是他们共同接受——有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心之外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存在于过去。因此历史家相信构成历史学的基本元素是历史事实。而历史学的最终目的（或理想）是要追求、建构或还原历史的真相，可以说整个史学发展史都是沿着这个“预设”（或信仰）的脉络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的迷思”。这样的信仰（或迷思）对于现今身处于“后现代情境”的我们来说，不免要去怀疑和挑战。极端者毫不迟疑要将它们予以舍弃，而将历史学等同于一种文学的形式。而所谓对历史学具有哲学层次的反省力的“进步史家”而言，虽然他们愿意承认追求“客观如实的历史”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作为一个以追求真相为天职的历史家，他们仍不愿（也无法）放弃那个“高贵的梦想”。进步史家们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反映历史真相，它即使没有完整地、客观如实地呈现真相，但是在研究、掘发的过程中（或者说整个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说是在不断地趋近于那个所要探究的真相。这似乎是一个较为持平的立论而为人所接受，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安心而髙枕无忧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在先验概念的层次上，我们可以肯定“过去有一个历史事实/真相”，但是在经验层次里，我们却无法再一次观察/经验这一事实/真相。关于这一点何兆武先生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我只想明确一点，即所谓的真理并没有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定位。真理不是北极，如果你走向北极，你可以向北走，走到了某一点，你就可以说：瞧，这就是北极，再走任何一步就都是脱离了北极而在朝南走了。但是，我们大概永远都不能说：瞧，这就是真理，你再多走一步就背离了真理了。…能说我们的认识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全精确地反映真理，但却不断地在趋于真理吗？北极，你可以确切地知道它在那里，你可以确切地给它定位；因此你虽然还没走到北极，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断地趋近于北极。但真理不像北极，我们无法给它定位，无法确定它到底在那里。如果我们没有资格指着某一点说：瞧，这就是真理，再多走一步就是背离它了。如果我们无法肯定这一点是在那里的话，我们又根据甚么来肯定我们是在不断地趋近于这一点呢？”何兆武先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上面所说的进步史家也很难提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其实在柯灵乌的历史理论思想中，对于“证据”这一概念的提法，似乎可以提供一个值得深究的新方向。

[5]译按：在柯灵乌的史学思想中“行动理论”占有最核心的地位。柯灵乌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完全是人类的行动，而且在这些行动中都必然是蕴含了人的理性、思想与情感。他认为：真正的历史是思想的历史，历史中就不存在什么“事件”了，被误称为“事件”的东西实际上是“行动”，它表现了行动者的某个思想（意图、目的）：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识别这个思想。顺着这样的理路自然导出了柯灵乌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要注意的是，过去学界对柯灵乌这句话有断章取义的误解，学者们批评柯灵乌将历史研究的范围与题材限定于历史学的分支——思想史，而忽略了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研究。但是柯灵乌的本意并非如此，历史研究的对象当然包含了人所做出的各类行动（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行动），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重新理解这些行动背后的思想（柯灵乌使用“思想”一词有广、狭之意，就广义来说，思想包括了非理性和情感“bad reason”）。另外基于行动理论，柯灵乌提出一套不同于一般采取“因果律”为解释原则的历史解释理论，在重演理论中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行动”，或是行动中所表现的“思想”。无论是行动或是思想，都是处在某种历史情境之下的历史人物，为了合理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或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和行动。因此，历史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或思考，都代表着他对自己所处的历史处境有一正确合理的评估，而蕴含着一理性的意图，此一意图经过合理的“规划”（planning），圆满地达成他所欲完成的目的。基于这样的思考，柯灵乌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和“目的因”理论，作为他历史解释的理论与原则。在这方面他最为著名也是最引起学者争议的观点，就是他大胆声称：当历史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6]译注：以下简称为《艺术》。

[7]德瑞（W.H.Dray）：《重演和历史）（Re-enactment and History）（牛津，1995）。

[8]译注：以下简称为《理念》。

[9]柯灵乌实际上写了三个《自然的理念》的结语，参阅《历史的原理和自然的理念的宇宙论结论》，“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The Cosmology to the Idea of Nature”，Collingwood Studies，2（1005）：140—74.

[10]30 December 1945.Idea of History,File,Clarendon Press Archives,ref.4928.

[11]以上的说明是根据克兰登出版社的档案（Clarendon Press Archive files）：CP/ED/0-01061 Collected Essays；PB/ED001586，The Idea of Nature；LB 8083，Autobiography；PB/ED001626,Essay on Metaphysics；and PB/ED 001549,Principles of Politics-New Leviathan,and on Knox’s papers,St.Andrews University Library。译按：在柯灵乌历史思想的研究和讨论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重要的年代影响甚至是决定了我们对他的思想的了解和诠释。这三个年代分别是1946年诺克斯所编《历史的理念》出版，以及1978年柯灵乌将近三千页的未出版手稿存放在牛津大学而可为学者所利用（后来道森将手稿中三篇论文收录进去，于1993年将《理念》重新出版），最后是1995年牛津大学找到学界一直以为已经遗失的《历史的原理》的手稿（并于1999年增补了八篇未出版的手稿，以《历史的原理》之名出版）。1978年和1995年之后，新材料的出现相当程度地丰富以及改变（或者还原）了学者心中柯灵乌思想的面貌，同时也解决了过去研究柯灵乌思想时学者所面临到几个困难：第一，柯灵乌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的思想发展是属于一种动态和不断发展的历程，他一生将他的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投注在研究、思考和写作上，即使在他晚年健康状况极差的时期也不例外。更特别的是他是一位习惯在写作过程中来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他在《自传》中称自己是“thinking on paper”，因此他的作品或思想内容都只是代表着他当时思想的一段发展过程，也就是他自己所谓“未定稿”（interim report）他自己也坦承在他许多著作中，无论在写作的时间、架构的安排和内容的完整等方面，只有《哲学方法论）（An Essay on Philosophical Method）是唯一他感到满意的一本书，因此他著作所呈现的内容和思想有时并没有提出完整的论证和阐明，我们甚至可以合理的怀疑，它们并不能代表是柯灵乌对这问题的最后结论。如此一来，几代的柯灵乌学者心中总有一个疑问：如果它们只是属于“未定稿”，如果柯灵乌能够继续发展并且充裕而详细的讨论，那么它们的最终面貌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柯灵乌的手稿重现于世人面前时，可以预期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解决。第二，柯灵乌虽然以哲学为一生的志业，但他最为人所知和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及贡献，是在于他的历史思想，其中以《历史的理念》为代表。但这本书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诺克斯整理、编辑出版，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违反了柯灵乌原来的计划。他原来的计划是要完成《历史的理念》和《历史的原理》这两本书，但他来不及完成，结果诺克斯把原来属于《原理》的第一章和发表过的两篇论文，再加上原本属于《理念》内容的1936年历史哲学的演讲稿，补缀而成1946 版的《历史的理念》（此书于1993年重新再版，增加了三篇过去未曾出版的论文），更严重的是他放弃《原理》一书的其他篇章。诺克斯这一编辑政策，实际上已严重影响甚至误导了我们对柯灵乌历史思想的理解和解释。几十年来，所谓的柯灵乌历史思想的研究，毫无选择的受到诺克斯对于手稿的评价和出版的态度的影响和限制，这实在是对于我们研究柯灵乌思想的一大伤害。如今手稿重新面世、整理或出版，使学者有机会完完整整接近及探索柯灵乌思想的全部面貌，这真是学界的一大福音。第三，过去研究柯灵乌历史思想的学者，将他们的目光完全集中于《历史的理念》或《自传》等书，这种在材料上的偏狭和不足，其结果使我们对柯灵乌的思想的诠释与理解，导向一种片面或曲解的方向。因为柯灵乌的历史哲学不是出自于哲学家的玄谈或空论，而是得自于他丰富及深度的历史研究的实证经验，他在《自传》中清楚地申明，实际的历史、考古及人类学研究，对他在历史哲学及史学理论的讨论的深刻影响，他甚至称考古学是“历史知识的实验室”。所以当1978年他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许多手稿出现时，大大的扩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材料，重新给予我们讨论柯灵乌思想的新方向，使我们能更正确地理解柯灵乌的思想，也解决和澄清过去许多问题与误解。(www.xing528.com)

[12]Idea of History,File,ref.PP5200，译按：在1995年《原理》手稿出现时，证明诺克斯认为“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大部分已包含在《自传》和《形上学论》的说法是错误的”。

[13]译注：IH是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的缩写，以下沿用。

[14]Louis O.Mink,Mind History and Dialeyic（Bloomington,1969），183-186；and,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 and Reform of Metaphysic（Toronto，1970），275.

[15]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Ithaca,1977），63-65.

[16]译注：PH是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一书的缩写，以下沿用。

[17]Also see T.J.Diffey,“Aesthetics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in Philosophy，History and Civilization,ed.D.Boucher,J.Connrlly,and T.Modood（Cardiff,1995）,71.

[18]塔西陀被指责歪曲历史，因为他不是从内在来看待历史人物，而是从外在的善恶外表来看。（IH，39）

[19]W.H.Dray,“Collingwood’s Historical Individualism”，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0（1980），6；Maurice Mandellbaum,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ew York,1967），9 and 14.

[20]译注：PA是The Principles of Art一书的缩写，以下沿用。

[21]Adrian Desmond and James Moore,Darwin（London,1991）

[22]例如柯灵乌曾谈到集体心智的创造力（IH,77）。

[23]E.H.Carr,What Is History?（Harmondsworth,1975）,52.

[24]R.G.Col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Oxford,1978），72.

[25]Dray,History as Re-enactment,115-22.

[26]Dray,History as Re-enactment,116-17.

[27]Collingwood,Idea of History,205,216,231,294,296,297,304.

[28]R.G.Colllingwood,ms.DEP 8,pp.125-26.

[29]R.G.Colllingwood,the folklore manuscripts，Bodleian Library,Oxford.DEP,20.

[30]Colllingwood,“Fairy Tales”，IV,Magic,fols.42—48.柯灵乌同意可能有巫术的误用，在这当中仪式成为行动的替代品，并且显示了一个社会严重地失去了功能。他主张我们不应该将这些巫术的误用与17世纪英国盛行的巫术混淆在一起。

[31]Dray,History as Re-enactment,123-32.

[32]诺克斯告诉尼尔森《原理》的前七节是讨论重演，而他认为将它们出版会是一个灾害，事实上诺克斯在《理念》中几乎完全采用了《原理》的第一章。参阅Margit Hurup Nielson，“Re-enac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in Col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20（1981）,and 2-3.

[33]R.G.Col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Art（Oxford,1938）,238.

[34]Colllingwood,Principles of History,fol.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