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纸发展史的变化与兴起

自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香港报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就其发展势头来看，则落后于上海而退居全国第二位。据初步统计，1860年至1895年间，香港出版的英文报刊约为11家，而上海约为32家，为前者的3倍；香港出版的中文报刊约8家，而上海约为36家，为前者的4倍。然而，香港报纸的管理经验、业务水平、人员素质，则为上海所不及。

这一时期香港的外文报刊续有发展。除前述英文报刊外，还有约5家葡文报刊，但大多旋办旋停。英文大报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不过格局变了。1857年以前，《香港纪录报》《中国之友》报和《德臣报》三足鼎立互相竞争；到60年代，前两家报纸或停或迁，《德臣报》和《孖剌报》转而成对峙态势。1881年著名的《香港电讯报》（一译《士蔑西报》，The Hong Kong Telegraph）创刊，它与上述两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香港外文报坛的主要支柱。

原来报纸与政府之间、报纸与报纸之间的矛盾斗争也依然存在，不过引起争吵的原因已不再是对港府政策的分歧，而是对市政措施和政府官员品德的不同看法和态度。《香港电讯报》创始人士蔑（R.Frazer Smith）在报纸创刊一年后，便因诽谤罪被判入狱。后来港英政府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法律措施，报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得以控制。

日报的兴起是这一时期香港报业出现的新现象。过去的英文报纸通常为周刊或双周刊。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信息的需求大增，于是日报应运而生。第一张日报是1857年创刊的《孖剌报》，接着是《德臣报》《香港纪录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日报成为主流由此开端。与此同时，报业竞争也推动了晚报的出现。1862年《德臣报》馆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晚报《晚邮报和香港航运录》（Evening Mail and Hong Kong Shopping List）。香港日报和晚报的创办均早于上海和全国其他地区，从而使香港报业继续保持强劲的活力。

1878年，我国第一家英文天主教报纸《香港天主教纪录报》（The Hong Kong Gatholic Register）创刊，这是香港和全国的首创。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这一时期香港中文报纸的崛起。鸦片战争前，香港是一个只有两千多人的渔村。战后人口发展很快，1865年增至12.1万多人，1881年再增至15万余人，其中商人占很大比例。一些实力雄厚的贸易公司，如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等相继在港设立，香港与中国沿海城市之间的航运和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海外淘金热兴起，大批华工经由香港前往美洲、澳洲各地，从而促进了香港航运业的兴隆。这些因素大大密切了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外商与华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原来以外商为发行对象的外文报纸显然已不能满足香港社会的需要，于是中文报纸便应运而生。

首先发行中文报纸的是英文报馆。第一家中文报纸是由孖剌报馆在1857年创刊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大约在1864年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1864年，罗郎（Noronha）创办了《近事编录》（一说为德臣报馆所办）。1871年3月，《德臣报》创办了中文版《中外新闻七日报》，次年4月改名为《香港华字日报》，独立发行。(www.xing528.com)

在外文报馆的推动下，中国人的办报活动也活跃起来。先是一些中国人在外国人办的报馆中工作，获得了办报经验。像黄胜、王韬曾分别担任过《香港中外新报》和《近事编录》的主编，陈蔼亭先后成为《中外新闻七日报》和《香港华字日报》的主持人，伍廷芳曾任《孖剌报》的翻译等。中国人成批进入报界并担负起编报重任，为中国人自办报纸创造了条件；而外国人所办报纸由于有中国人参加，又提高了外报的中文水平，增强了报纸的政治倾向和言论影响。如果说以往的中文报纸在中英关系上总是坚持英国殖民主义立场，那么上述几家有中国人参与的报纸，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华人利益和中国富强的关注。

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人自办报刊的时代开始了。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创刊，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办报纸在香港正式诞生。该报在王韬的主持下，遵循“扬中抑外，诹远师长”的宗旨，评论时政，鼓吹变法，振聋发聩，名扬遐迩。充分重视言论是《循环日报》的最大特色。由此，《循环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政论报纸，王韬成为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收录该报政论的《弢园文录外编》成为我国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文报坛出现了新变化：由外国人创办的《华字日报》和《中外新报》先后转为中国人所有；由陆骥纯创办的《维新日报》于1883年创刊；两年后，由汇丰银行买办罗鹤明所办的《粤报》出版。这样，香港中文报坛就成了中国人的一统天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广州在80年代曾出现过几家中国人办的报纸，但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只有《岭南日报》勉强支撑到1897年；而在上海，中国人办的报纸曾在70年代中叶一度勃兴，但多数只出了一两年，到80年代初已荡然无存。当时的上海报坛全被外商所办报纸控制，这种状况与香港形成鲜明对照。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一段时间内，香港成了中国人办报的重要基地，他们所办的报纸在外报的包围之中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令人神往。可惜的是它们未能与时俱进。《循环日报》因王韬离去后便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中法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加剧，要求变革的思潮在全国兴起，这些报纸又未能担负起引导舆论的任务。

到19世纪末，上海报业迅速兴起，超越香港而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并且显示出它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特色。比较一下港、沪两地的某些新闻现象是很有意思的。在香港，办中文报纸的几乎全是广东人，办外文报纸的又几乎都是英国人（少数葡文报纸除外）。而在上海则不同，办中文报纸的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办外文报纸的除英国人外，还有美、法、德、日、葡等国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地报纸的不同特点。

据不甚精确的统计，1894年全国报刊共50种，其中中文报刊27种，外文报刊23种。从地区分布看，上海28种（其中中文报刊18种，外文报刊10种），居全国第一位；香港10种（其中中文4种，外文6种），居第二位。但香港报刊的报龄在30年以上的英文报刊有5种，而上海只有2种，中文报刊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见香港报纸在全国报业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