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最主要的几份近代报刊都出现在20世纪初清政府即将灭亡的时候。1901年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维护其统治,颁布谕旨,实施新政。从1901年到1912年历经陕甘总督崧番、升允、长庚,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特别是升允在任职期间起用了颇有才干的彭英甲任兰州道台。彭英甲是一个受洋务运动影响较深、思想比较开明,有才干、有建树的人,他主张发展实业,开发甘肃。在他提出的开发甘肃的八条措施中就有一条是“办商报通新闻”[2]。这项措施的出台对甘肃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甘肃近代化报刊最早出现于1898年,比东南沿海要晚几十年。晚清时期甘肃近代化报刊的数量也极少,总共只有《群报辑要》、《陇右报》(1906年)、《甘肃官报》(1907年)、《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劝业公报》(1911年)5份报刊。此外,甘肃留日学生还在日本东京参与创办和创办了《秦陇报》(1906年)、《关陇》(1908年)2份报刊。
甘肃近代报刊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较全,有政治性报刊《群报辑要》,政府机关报《陇右报》和《甘肃官报》,有文化教育类的专业性报刊《甘肃教育官报》和实业类报刊《劝业公报》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秦陇报》《关陇》。
《群众辑要》夭折以后,甘肃新闻事业一度出现了一蹶不振的局面。1903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清政府创办《南洋官报》,发出了创办地方报纸的呼声,清政府明确批示:“南洋官报如能畅行,各省亦可逐渐推广。”[3]在这种形势下,以彭英甲为首的开明官员才陆续创办了《陇右报》《甘肃官报》《甘肃教育官报》《劝业公报》等以推行新政为主要宣传内容的官方报刊。
《陇右报》创刊于光绪丙午年(1906年)正月,5日刊。设有“谕旨”“吏政”“学务”“外务”“财务”“商务”“工政”“刑政”“兵政”“杂录”“陇事汇录”“路电”等十几个栏目。除“路电”基本上是国际简讯外,其余栏目多登载有关新政的谕旨、奏章等方面的公文。这些公文大多为清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奏章及各省官员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有关甘肃的政事、新闻则极少登载。由此可知该报的采访力量之薄弱。(www.xing528.com)
《甘肃官报》是甘肃近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质量最高的近代报刊。该报创办于1907年(光绪丁未年)正月二十日,停刊于辛亥革命前夕,前后出版约4年的时间。该报是一份政治时事性报刊。共设有“谕旨”“邸抄”“陇政汇编”“奏议辑要”“直牍选记”“专件”“外报摘抄”“新政杂志”“省抄附录”“广告”等十余个栏目。宣传内容中既有最高统治者的谕旨、臣僚的章奏、甘肃官员的行政命令,也有基层官员的请示报告,体现了政府官报的鲜明特征。在业务方面与《群报辑要》和《陇右报》不同的是,《甘肃官报》更加成熟,其新闻性更强,也更具地方特色。该报的新闻报道触及的方面十分广阔,既有涉及全国的政事动态,又有涉及“交涉要案”的国际新闻,尤其注重对甘肃新闻的报道,还有介绍新思想、新技术的文章。“陇政汇编”“省抄附录”“外报摘抄”“专件”等栏目充分体现了上述特色。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全国各地的教育官报、政法官报、实业官报大增,但是甘肃的步伐远远慢于内地省市。直到1909年7月,甘肃才出版了《甘肃教育官报》。内容不外“谕旨奏议”“行政公文”,能够反映甘肃情况的仅有“报告”一栏中发表的甘肃教育状况调查。该报既无自己采写的新闻,也难以见到摘自其他报刊的新闻。《劝业公报》的出版则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即告停刊,几乎没有在甘肃近代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20世纪初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满反清的时代,但地处西北的甘肃风气未开,加之时任陕甘总督的长庚是个封建顽固派,对甘肃严加统治,因此,甘肃的新闻界就像甘肃的政局一样,呈现出一片死寂的状态。但此时留学于日本的甘肃留学生则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06年,陕甘两省的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了陕甘同盟会支部,甘肃留日学生张赞元被任命为支部事务。1907年,甘肃留日学生阎土暽、范振绪与陕西留日学生党松平在东京共同创办了《秦陇报》(该报1908年正月改名为《关陇》报)。他们在这个刊物上大声疾呼救国救亡,反对立宪,指斥地方政治弊病,号召人们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进行斗争。这份报刊成为辛亥革命前甘肃资产阶级革命派参与的唯一一份革命派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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