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对川 藏 滇 黔信息传播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后，本地区报界发生变化最大的是西藏。当时西藏统治层是亲英分子，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发动叛乱，将清政府驻藏官员和一些爱国人士赶出藏区。《西藏白话报》自然也随之停刊，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里成为无报世界。从全国看，这是本地区独有的现象。

清末川藏间逐步开辟的信息传播的联系严重受阻。1911年在武昌首义前，中国政府在拉萨正式设立邮政管理局，并开辟了从成都经打箭炉、巴塘、察木多到拉萨的邮路。这样，从成都到拉萨的邮程为29天，从北京到拉萨的邮程为55天左右^[12]。宣统年间清政府的《内阁官报》，规定自北京至拉萨的驿递期限为165天。官报的驿递和新体制下邮件的邮递，所需时日差距如此之大，似别有原因。不过，这一现代性邮路之开辟，对促进西藏与四川以至整个内地信息的沟通，起有重大作用则是无可怀疑的。而如今，除昌都邮局外，西藏邮局全被封闭，至1918年，这所邮局也关闭了。由《西藏白话报》所形成的川藏之间的新闻传播的联系也消失了。可是，在四川都督尹昌衡受命率军平定西藏的武装叛乱后，他曾于1912年6月在成都创办《西方报》，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次年初，四川的共和党人，针对英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侵吞西藏的阴谋，特在川藏边界打箭炉（康定）创办《川边通信社》杂志。该刊宣称，其宗旨为“俾海内人民知藏中事迹，则蚕食鲸吞之辈，或可稍戢其雄心”^[13]，可见四川报界从另一侧面建立起和西藏的联系。(www.xing528.com)

至于云、贵、川三省，这期间的报界联系出现了重大变动。在清末，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某些报刊发行网的连接和某些内容的相互应照，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前唇齿相依、共同对敌思想的抒发。而现在不同了，在战乱中出现了全新的关系，一个省的军事实力派，可以用武力将报纸的影响带到另一个省份，在那里封报、办报，参加那里的报界斗争，如滇、黔之于四川。这种现象是清末之未有也不会有，这是地区军阀政治的产物。这样的矛盾冲突也推动了另一类报刊的出现，有代表性的如原创办于东京，停刊七年后又于1913年在上海复刊的《云南》杂志。它对西南战乱局势忧心忡忡，把消融川、滇、黔之间的矛盾作为办刊主要任务。它强调“川、黔与滇，唇齿也，手足也，当相爱，不当相仇；当相助，不当相害”，应该“调和省见。共保边疆”。它称该刊“为川、黔、滇人之警钟”^[14]，该刊把军人的武力统治作为西南地区的战乱根源，这实际上已把军阀政治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