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取德国汇率战役-汇率战争

3.德国汇率改革的镜鉴意义

就在中国因贸易顺差问题备受苛责，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人不免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心的德国。长期以来，德国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德国制造行销全球，不过德国人长期坐享贸易顺差之乐，却没有见谁对其发难。这种既无货币升值之痛，也无外汇储备之忧的悠哉日子让中国艳羡不已。

德国诗人海涅评价自己的民族时曾说过：“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了任何一条道路，那么他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的确，无论德国人在思想艺术上、还是科技实力上都表现出了这种民族张力，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在经济上，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两次奋起，重新占领世界制高点，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西德经济开始迅速复兴，经过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确立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出口从此长期占据世界前三名。而到了80年代初期，西德便开始稳居榜首，独占鳌头。虽然与东德统一后有过短暂的低迷，但经过迅速调整，2003年又坐回老大之位。2009年德国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虽然蒙受了一定损失，但贸易顺差仍近2000亿美元。“德国制造”在如此长的时间称霸全球市场，居然没引起众怒，也没有引起贸易纠纷和制裁，这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其实，在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曾经面临持续的贸易顺差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升值压力，当时西德政府经常账户盈余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飙升，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随之而来的升值重压也一度使得马克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与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大环境有类似之处。不过德国通过积极稳妥、以我为主的货币改革政策，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迅速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这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当今的中国借鉴和参考。

回顾德国汇率变迁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时期

1944年，二战炮声尚未停息，西方主要盟国就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勾画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蓝图。德国战败，其中西德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在西德，美元与黄金挂钩，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二战刚结束时，国内正常经济秩序早已崩溃，德国通货膨胀严重，在人们战后普遍低沉和悲伤的氛围中，生产发展缓慢，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不过德国人很快便走出了阴影，1952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便已达到或者超过战前的水平，战争的创伤得以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是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德国战车驶入正轨，随之而来的就是高速奔驰。日耳曼人在战后再次迅速崛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其制造业水平节节攀升，迅速在国际市场立足，从此，“德国制造”成为德国人赚取外汇的强大武器。西德的对外贸易从20世纪60时代开始，就常年保持顺差，而且顺差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已经影响到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均势，此时固定不变的德美双边汇率已无法正确反映德国经济对美国经济持续走强的事实，所以，这一时期，马克开始出现升值的内在需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下，马克和美元的兑换汇率保持不变，为了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德国不得不投放巨额马克来换回美元，跟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德国国内出现货币的流动性泛滥，物价指数开始节节攀升，而当时德国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问题，而普通德国工人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当时的德国国内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束缚，以及当时政府力求稳定的策略导向，在此期间，尽管马克相对美元间断性地有过几次小幅升值，但整体波动不大。

（二）从“尼克松冲击”到欧元区建立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而对各国货币来说，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期。由于长期受困于“特里芬难题”，同时在石油危机中损失惨重，美国终于绷不住了，在1971年，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并宣布美元贬值，货币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史密森协议”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从1973年到1979年，马克兑美元汇率保持了升值态势，由1973年的1马克兑换0.4132美元最终达到1979年的1马克兑0.5464美元。这一阶段，马克升值主要是由于长期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使得德国国内承受了极大的通胀压力，国内物价已经开始不稳，而“尼克松冲击”后美元大幅贬值，早已对国内通货膨胀深恶痛绝的德国政府当即放弃了当时1马克兑换0.25美元的固定比价，马克开始进入了主动和渐进升值的阶段。

在1973年到1999年欧元诞生前的这一漫长时期内，德国也经历了几次马克贬值的时期。其中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是第一次短暂贬值的开始。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西方庇护下的以色列步步紧逼，节节胜利，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教训西方大国。从当年10月开始，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实行了石油禁运，短短两个月内国际石油价格飙升至原来的4倍。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打得措手不及，石油提价大大加大了西方大国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73～1975年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同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汇率也偏离了上升通道，略有贬值，不过，当石油危机的影响逐渐散去后，马克汇率重新进入了稳步上升的轨道中。

事情在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1978年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社会和经济出现剧烈动荡。从1978年底至1979年3月初，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而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更使得两国的石油生产陷于停顿，这给本就情况严峻的原油市场再次重重一击，完全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脆弱。严重供小于求的情况引起油价再度大幅上扬。(www.xing528.com)

由于德国的石油大量依赖进口，在此次危机中所受冲击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所以德国经济在此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滑坡，从1980年至1985年，马克兑美元汇率出现贬值，从1马克兑0.5464美元跌至1马克兑换0.3448美元。

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中迅速恢复元气的德国，随后总体经济实力继续增强。1985年，美国为了解决自身长期存在国际收支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依据协议，德国与日本承担本币升值责任。

日本的结局，我们通过前面的叙述已经非常清楚，以日元大幅升值为导火索，日本政府又在国内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压低利率，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以减小日元升值的可能负面影响。这种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合理化为代价的调控方式，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十年的经济衰退。经此一役，日本经济从几乎赶超美国的发展势头迅速跌落，重新成为对美国经济不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国小“盟友”。

同样升值，德国的表现则截然不同，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升值并未严重抑制出口。当时的贸易顺差几乎与马克升值并驾齐驱，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而更重要的是，德国面对美国的压力，毫不退让，绝对不通过政府干预马克升值，让汇率按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同时，严格保持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没有采取低利率的经济刺激计划。

与日本相比，美国自然对马克的升值速度表示严重不满，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美国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国发出强硬威胁。虽然德国丝毫不为所动，不过关于美元大幅下降的预期却使得人们对美元和股市的信心不足，最终紧张的气氛导致纽约股市大跌，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创造了二战后的新纪录，成为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美国偷鸡不成蚀把米，咽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三）欧元新时代

在1999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元宣布诞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一体化进程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货币统一。此后的德国经济继续称雄世界，领航欧洲。德国的出口势头丝毫不减，虽然德国大量的贸易顺差让美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都觉得压力巨大，但由于此时德国货币已经不再是马克，已经不能单纯通过强行调节马克汇率来打击德国出口，况且，德国制造长期以做别人做不出的产品为目标，以更高的质量为追求，也使得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备相当大的不可替代性。于是，在以欧元区作为强大后盾，德国制造的精湛品质为开路先锋的情况下，德国经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而没有被群起攻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德国能在马克长期持续升值（几次短暂的贬值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经济高增长率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可以供中国借鉴：

首先，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是基础保证。二战以后，饱受战争摧残的德国人开始思考战争的原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资本主义世界规律性的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常常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于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以被誉为战后西德经济重建的设计者、“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路德维希为首的德国经济学者开创了一种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其思想基础是把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应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性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其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德国一方面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以此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劳动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让工人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增长稳步上升，保持社会稳定。这些是德国在汇率升值阶段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保持平稳过渡的前提条件。

其次，独立稳定的货币政策是行为指南。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民众大受严重通货膨胀之苦，战后的德国政府始终将稳定马克币值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避免出现经济泡沫，德国联邦银行在多次的内外压力下始终保持清醒，从不实施过度的货币扩张政策，同时避免出现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严格控制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货币量。

第三，汇率的自由浮动是理智的放弃。众所周知，政府如果操纵汇率，就不会再有所谓的独立货币政策，同时为了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德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就宣布实施较为彻底的汇率自由浮动制度，与国内的通货膨胀威胁相比，德国将马克汇率置于次要地位，从来不会为了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所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德国虽然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但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藏汇于民”的思想让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

第四，以我为主，雷打不动是成功的钥匙。德国人是非常讲究原则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有点固执、死脑筋。不过和德国人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德国商人的按章办事是有口皆碑的，虽然有时不太灵活，但从来不会使奸耍诈，玩弄阴谋。在德国确定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宣布马克汇率自由浮动之后，德国就严格按照这个既定原则执行，从来不会随意让步。比如，在广场协议后，面对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强大压力，德国人分毫不让，坚决反对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迅速使马克升值，坚持让马克采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渐进的、稳定的升值方式。这种坚持，不但让高唱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主义论调的美国人哑口无言，自觉理亏，更为德国的企业赢得了从容应对的宝贵时间。反观日本，在广场协议后，长期压抑的日元汇率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急转直升，玩起了过山车，在如此剧烈的汇率波动下，经济衰退又怎能避免呢？

第五，区域合作，货币联动是保护伞。虽然世界都处于美元霸权统治之下，但是很多地区的区域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非常密切，而且对本国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99年德国加入欧元区之后，德国就不再存在马克汇率问题，整个欧洲的一致协调对外，也使得美国越来越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而其实早在欧元区建立之前，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就造就了多国货币的汇率联动机制。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提高了区内货币间的结算功能，削弱了因美元波动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部门的负面影响。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在马克汇率上升时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通过对这些国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把升值的压力转移到了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同时又借助于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而区域内盯住马克的各国也可以利用德国马克稳定的币值以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

总之，德国人用他们的坚韧、远见和有的放矢的策略战胜了货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马克汇率稳步渐进增长的过程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国民经济逐年增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汇率改革之路，应该可以给正走到十字路口，面临汇率战争的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具有良好的借鉴、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