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局面，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帝國主義者們爲所欲爲的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已一去不復返了。新中國人民已經不再容許他們盜竊一針一綫了。中國共産黨一向就留心保護古代的民族文化遺産。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即積極研究如何保存保護古代的文物。一九五〇年五月，政務院頒佈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保護我國文化遺産，防止有關革命的、歷史的、文化的、藝術的珍貴文物及圖書流出國外。這個命令，基本上制止了近百年來帝國主義者盜竊我國文化遺産和奸商盜運文物出口的不法行爲。同時又頒佈了“規定古蹟珍貴文物圖書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的命令，並頒發了“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防止了對古墓與古文化遺址的盜掘，防止了“挖寶式”的非科學的發掘，防止了對名勝古蹟、珍貴文物圖書和稀有生物的無意或有意的破壞[1]。經過“三反”“五反”和“反盜寶”運動之後，可以説已經制止了近百年來大規模盜掘古物的行爲。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爲了領導全國的文物工作，成立了文物局，後改爲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這是領導全國各級政府文化部門執行保護文物政策、進行清理發掘的總機關。各省市的文化局，也設有文物處，後改爲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各省市都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員會。重要的古蹟地區像小屯和龍門，都成立了保管所。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以進行考古學的專門研究，並領導全國的考古研究和考古技術[2]。好些綜合大學，也都計劃培養考古學的專門人才。中央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又合辦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調集全國的文物幹部，加以短期訓練，使他們能够在全國各地隨時作緊急的考古工作。到一九五四年爲止，已辦了三届，差不多已有近三百名經過考古訓練的文物工作者，散佈在全國，担當着考古工作的任務[3]。
五年來主要的調查發掘的單位有考古研究所（在西安、洛陽並設有工作站）、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華東文物工作隊（又分蘇北、皖北、浙江、山東、福建各組）、河南文物工作隊（又分鄭州組、洛陽組）、湖南文物工作隊（又分長沙組、衡陽組）、西北文物勘察清理隊（又分蘭新路清理組和新疆文物調查組）、鞍山地區古墓清理隊、雁北文物勘察團、炳靈寺石窟勘察團、麥積山勘察團及其他各種文物工作隊和文物勘察清理的組織。又大部分的博物院、博物館、文管會和比較個别的文化局、科或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科有時也都參加考古調查和發掘的工作。
五年來主要的發掘地點，有河南的安陽、輝縣、鄭州、洛陽、郟縣、禹縣、成皋、澠池，河北的房山、唐山、望都、北京，山西的汾城、大同、榆社、保德，遼寧的鞍山，吉林的西團山，黑龍江的依蘭，山東的濟南、梁山、沂南，江蘇的徐州、新沂、淮安、南京，浙江的杭州，湖南的長沙、衡陽，陝西的西安、咸陽、岐山，甘肅的永登、古浪，四川的成都、德陽、資陽，福建的泉州、閩侯，廣東的廣州以及西南西北的成渝、寶成、蘭新等鐵路的沿綫各地。根據報刊作的極不完備的統計，解放以後，新中國五年來大小規模發掘的地方，包括二十四個省區二百三十個縣市。其中屬於舊石器時代者十處，屬於新石器時代者九十五處，屬於殷周時代者六十九處，屬於漢及漢以後者一百八十一處。這所謂處，係指縣市一類大的地方而言。若以每處的小地方統計起來，總數約在萬處以上。
特别是隨着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配合各地區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程，在全國範圍内，開展了搶救“地下博物館”的清理發掘工作。截止到一九五三年，共發現了珍貴的文物，達十四五萬件之多[4]。在安陽一清理就是三百個古墓，在白沙一清理就是八百個古墓。在鞍山，僅一九五三年内，就發現了共有一千餘座古墓的四處大墓羣。在長沙，已經發掘的古墓就有一千零六十五座[5]。在洛陽西郊的建校區的八分之一的地方，就有五百多個漢墓，全部至少也有兩千多[6]。又據洛陽文管會的報告，估計一九五四年在洛陽建設的一個工廠的地基下，就可能有七千個古墓[7]。此外在西安市區的基建工地中，已鑽探出的古墓達一萬餘座，即將進行發掘[8]。偉大的國家經濟建設，替我們的考古事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現在已經不是幾個人幾十個人在某一遺址打探溝，而是成千成萬的勞動者爲了奠定基本建設的基地，爲了清理我們祖先遺留下的“地下博物館”，而大規模的翻動祖國的地層。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兩個遺址和墓葬的發掘問題，而是數以百計的遺址，數以千計乃至一萬以上的古墓的發掘問題[9]。這種現象，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這是史無前例的事。(www.xing528.com)
解放以後，全國許多地方的文管會和博物館，除了一般經常性的陳列外，都曾利用考古學的材料，舉行了從猿到人、社會發展史、偉大祖國、歷代藝術等類的展覽會。在北京，考古研究所和歷史博物館合作，舉行過安陽殷墟發掘、河南輝縣發掘、北京西郊明墓發掘、陝西鬥鷄台發掘、唐山賈家莊發掘以及新疆古物、楚文物等展覽。歷史博物館除佈置了經常展覽的中國原始社會陳列室、夏商周陳列室和秦漢陳列室之外，也舉行過敦煌文物展覽、偉大祖國的建築展覽、炳靈寺石窟圖片展覽和望都漢墓壁畫展覽。故宫博物院除一般的陳列之外，也佈置了中國古代藝術陳列館、中國歷代藝術綜合陳列館和陶瓷館。市文教委員會舉行過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覽會。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在周口店成立了中國猿人産地陳列室[10]。在南京，南京博物院除佈置了經常的社會發展史展覽之外，也舉行過南唐二陵發掘、中國歷代陶瓷、史前彩色陶器和華東兩年來基本建設出土文物等展覽會。在西安西北歷史博物館舉行過新疆文物展覽會。在重慶西南博物院舉行過寶成鐵路出土文物展覽會。蚌埠的治淮陳列館，也陳列了治淮工程中出土的大批古物。此外，長沙舉行過楚墓出土文物展覽會，衡陽舉行過出土文物展覽會，柳州舉行過歷代文物展覽會，本溪和撫順都舉行過歷代文物展覽會，烏魯木齊舉行過新疆文物展覽會，鞍山舉行過漢墓出土文物展覽會，洛陽舉行過配合基建保護文物展覽會，合肥舉行過一九五三年基建出土文物展覽會，廣州舉行過一年來生産建設中出土文物展覽會。如此之類，不能備舉。
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北京舉行的大規模的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尤爲空前的創舉。這個展覽會包括除了少數地區之外的全國各地四、五年來在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的十四、五萬件文物中的精品三千七百六十件。這些文物，以地域而論，北自松花江，南到珠江，東自海邊，西到甘肅走廊，幾乎包括了全國；以時間而論，上自舊石器時代，下迄明代，幾乎是通貫歷史的全時代；以種類而論，自石、骨、陶、銅以至漆、瓷、玉、金、銀、鐵、琉璃等，幾乎無所不有。在過去，不可能有這樣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清理和發掘，不可能有這樣有系統的科學的整理與保護，更不可能這樣及時的全面的公開展覽出來。只有在今天，我們才能在全國範圍内，結合着基本建設工程的進行，有計劃的從事於古墓葬古遺址的科學的發掘清理工作，才能把祖國古代的燦爛的物質文化遺産全面的陳列在廣大的人民羣衆和科學工作者的面前[11]。
在發掘工作進行中，隨時都發表消息和簡訊，工作告一段落，先發表簡報，正式報告則規定在一年内作成。幾年來發表這些消息簡訊和報告的，除一般報刊之外，經常發表的有《南博旬刊》、《科學通報》、《考古學報》和《文物參考資料》。單刊的報告有南京博物院的《南京附近考古報告》、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的《雁北文物勘查團報告》和《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等。文化藝術的圖録，有鄭振鐸的《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録》、考古研究所的《輝縣出土器物圖案》和歷史博物館的《楚文物展覽圖録》及《長沙出土古代漆器選集》等。《一九五〇年春殷虚發掘報告》，已在一九五一年出版，《輝縣發掘報告》在印刷中，在編寫中的還有很多種。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又創辦了《考古通訊》。
五年來的發現，無論就數量上、地域上或内容上講，都超過了解放前的任何一個時期[12]，給中國考古學、古代史及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如四川“資陽人”頭骨化石和山西丁村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和石器的發現，對於古代人類體質進化的研究增加了珍貴的資料。全國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發現了九十五處，兩百個以上的地點。這使我們對於新石器時代東西南北幾種文化的分佈和綜合，有了新的綫索。漢代陶器和竹簡的發現，使我們對於漢代社會生活有了新的了解。炳靈寺石窟和天梯山石窟的發現，使我們對於隋唐藝術增加了新的認識。此外在安陽、長沙、輝縣和唐山等地的發掘，發現了許多早晚期殷周文化和戰國時代的楚國和燕國文化的新材料[13]。
新中國的考古學，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導下，學習了蘇聯的先進經驗，已經有了根本性質的改變[14]。新中國的考古學，不再是爲考古學而考古，它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科學的有機部分。它是把考古發現當做物質資料生産者的歷史資料和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化遺産來研究的。從這些考古發現的物質資料，來研究已經滅跡的社會經濟形態，來研究生産力生産關係的發展，來研究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不但與舊中國買辦氣息的考古工作有異，而且與資本主義國家由欣賞美術古董到利用考古調查以達到政治侵略目的，替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的思想理論服務的考古學也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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