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自上而下的官方行政干预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民众缺乏必要的自主地位而长期处于依附政府的状态。萨达特执政期间，推行以去国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民营经济。穆巴拉克出任总统后，继续推进自由化经济改革，政府干预的减少和私人经济的活跃成为埃及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是新阶层的兴起，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拓展私人空间的民众呼声随之日渐高涨。民众力量的崛起导致公民社会的成长，进而形成民主化进程中涌动的暗流。
所谓公民是相对于传统文明时代的臣民而言的法律概念，其核心内涵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所谓的公民社会，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秩序的变动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秩序的变革和新阶层的兴起，提供了公民社会成长的历史环境。公民社会的成长既是经济市场化和私营经济活跃的历史产物，亦与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民主化进程表现为同步的趋势。公民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共空间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分享，其社会功能在于制约国家权力，沟通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是为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而民间性、自主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公众参与性为鲜明特征的非政府组织则是公民社会的载体形式。
然而，中东伊斯兰世界公民社会的内涵，不应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在西方世界，现代化与世俗化表现为同步的过程，世俗性构成公民社会的鲜明特征。相比之下，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成长往往表现为程度不同的伊斯兰教色彩，伊斯兰教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公民之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是世俗威权政治的突出特征，公民社会的缺失则是制约中东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貌似水火不容，但二者皆致力于挑战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构成推动公民社会成长历程的两大意识形态。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对立，特别是挑战威权主义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共同政治目标，提供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求同存异进而建立广泛联盟的历史基础。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要条件，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趋同可谓中东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方向。
根据埃及1964年颁布的第32号法令即社团法，所有非政府组织必须在政府登记注册，任何非政府组织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和与政治相关的其他活动。[45]根据该法令，社会事务部负责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强调官方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服从官方的义务。[46]1971年宪法在形式上赋予公民以广泛和充分的政治权利，然而萨达特政权和穆巴拉克政权先后颁布若干法令，限制公民享有的诸多权利，强化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47]1992年第4 号法令规定，非政府组织未经允许不得接受国外资助。[48]1993年，穆巴拉克政府颁布第100号法令，宣称保卫职业协会的民主制，抵制“少数派的独裁”，解散职业协会理事会，进而直接干预职业协会的机构选举，规定职业协会选举的投票率不得低于50%，否则选举结果无效，由政府委派管理人员，旨在强化对于职业协会的控制，限制穆斯林兄弟会插手职业协会，遏制穆斯林兄弟会在职业协会不断扩张的势头和职业协会政治化的倾向。[49]1995年的12号法令，规定由法官监督职业协会的选举和审查候选人的竞选资格。随后，内务部宣布中止职业协会理事会选举，旨在排斥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参与竞选。[50]1999年，政府委托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修订1964年颁布的32号法令，起草新的非政府组织法即第153号法令，延续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的传统，规定政府有权解散非政府组织、批准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捐赠、冻结非政府组织的基金。[51]2002年，宪法法院裁定，1999年颁布的非政府组织法即第153号法令违宪。[52]同年颁布的第84号法令规定，社会事务部有权取缔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必须处于社会事务部的有效监督之下。[53]
尽管如此，后纳赛尔时代，随着世俗威权体制的松动、经济秩序的剧烈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化和私人空间的扩大，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表现出日渐活跃的张力，进而提供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实现民众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进程的重要外在形式，在沟通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方面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加速着公民社会的成长。2003年，在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倡导下，成立人权组织全国会议，标志着官方与人权组织的初步合作。2005年，三个国内人权组织获准参与选举程序的监督，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监督公民联盟”，包括19个人权组织的代表。[54]
据统计，在埃及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1976年约为7 500个，2005年增至约2万个。[55]1976—2001年，美国向埃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助共计4.1亿美元。[56]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职业协会素有明显的政治参与倾向，是最具活力的非政府组织。世纪之交，埃及的知识界和工商界约有24个职业协会，成员约为350万人，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社会动员力；控制职业协会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而争取职业协会的支持则是反对派动员民众的重要途径。[57]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宗教政治组织，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职业协会中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而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职业协会提供了穆斯林兄弟会动员民众和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兰主义运动与非政府组织错综交织。
80年代末，埃及约有1.3万个在官方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功能是提供社会服务，包括保护妇女儿童组织、社会救助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学术组织、慈善机构，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处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58]穆斯林兄弟会不仅致力于宗教色彩的政治宣传，而且致力于救济民众的社会福利活动。1992年开罗地震期间，穆斯林兄弟会为灾民提供医疗和食品救济，发放帐篷，向每个受灾的家庭提供1 000美元。相比之下，政府却未能有所作为。(www.xing528.com)
医师协会始建于1920年，系埃及最早成立的职业协会之一，80年代约有注册成员10万人，理事会由24人组成。工程师协会始建于1946年，80年代约有成员20万人，理事会由61 人组成，长期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1984年，医师协会和工程师协会举行理事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分别赢得医师协会3个理事会席位和工程师协会45个理事会席位。[59]1984年的医师协会选举和工程师协会选举，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在职业协会的最初胜利，由此掀开职业协会伊斯兰化的序幕，职业协会随之成为穆斯林兄弟会角逐国家权力和挑战世俗威权政府的重要阵地。此后，穆斯林兄弟会迅速进入其他职业协会领导层，伊斯兰主义的影响随之扩大。[60]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赢得工程师协会理事会61个席位中的54个席位。1988年，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赢得医师协会理事会的全部12个席位。[61]1992年，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工程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61个席位中的45个席位，在医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25个席位中的20个席位，在药剂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25个席位中的17个席位。[62]
律师协会始建于1912年，是埃及第一个职业协会，具有明显的参政倾向，90年代约有成员15万人。1992年，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成为律师协会理事会选举的赢家，获得全部25个席位中的18个席位。[63]2001年，在律师协会的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再次取得明显的优势。[64]
埃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是工会联盟，与穆斯林兄弟会保持密切的联系。1991年，工会联盟声称有成员超过300万。[65]2003年，政府颁布第12号法令，给予工人罢工的权利，同时规定罢工须经工会联盟的批准。[66]
法官俱乐部始建于1939年，长期保持独立于政府的自治传统，在制衡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事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1969年颁布的第84号法令，解散法官俱乐部理事会，由总统任命新的法官俱乐部管理层。[67]1975年，法官俱乐部恢复自治地位，获准选举理事会。70年代后期，法官俱乐部屡屡呼吁保障公民权利，改进司法程序，完善法治原则。[68]1991年1月，法官俱乐部起草法案，要求实行司法改革，重建司法体系。[69]2005年5月，法官俱乐部通过决议，呼吁强化司法独立。[70]
人权组织作为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缘起于80年代初。阿拉伯人权组织创建于1983年，是埃及第一个非官方性质的人权组织。[71]至2005年，人权组织约有50个，主要关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以及保护弱势群体和边缘阶层。[72]2002年，宪法法院颁布第84号法令，正式承认人权组织的合法地位。2003年，成立人权组织全国会议。2005年，人权组织获准参与监督议会选举。[73]
新旧经济秩序更替的过程中崛起的新兴阶层无疑是诸多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社会基础，而伊斯兰主义的广泛实践赋予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以日渐浓厚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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