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纳赛尔时代的世俗威权体制松动

纳赛尔时代，世俗威权的膨胀无疑是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自由军官的所谓集体领导权只存在于“七月革命”后最初的两年。1954年，纳赛尔出任总统，获得驾驭社会的绝对权力，俨然是埃及的现代“法老”。自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后，纳赛尔成为埃及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的对象，被视作埃及国家权力的化身、民族尊严的象征和民众意志的体现。克里斯玛式的地位和民众的广泛拥戴，构成纳赛尔个人统治的政治基础。一元化的政党制度，则是纳赛尔时代世俗威权政治的重要形式。议会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即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延伸抑或外在形式，总统的个人意志、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纲领与议会通过的法案处于三位一体的状态。纳赛尔“在（1954—1970年）16年间稳定的统治地位，源于其克里斯玛式的独裁和恺撒式的专制。纳赛尔作为总统成为埃及新的政治秩序的中枢，控制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104]

特定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决定着相应的政治模式。埃及素有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而埃及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客观物质基础在于农业的统治地位以及国家控制水利设施和水源分配进而控制作为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19世纪埃及的威权政治与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显然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前者以农业的主导地位以及地主阶级的统治作为前提条件，后者则与工业化的长足进步以及地主阶级的普遍衰落密切相关。至于自由主义时代的民众政治与后纳赛尔时代的民众政治相比，同样存在诸多差异，前者往往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民众政治参与，后者的民众政治参与则表现为从形式层面向实质层面的延伸。纳赛尔时代，威权政治无疑推动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纳赛尔时代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生产方式的此消彼长，导致埃及传统经济结构的急剧衰落，灌溉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专制主义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趋于崩溃。这是萨达特时代改革政党制度进而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层背景。

政党政治具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诉求，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政党政治的模式和走向。纳赛尔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塑造了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一党制的政党模式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和官僚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权力的基础之上。纳赛尔政权的建立，并非源于民众的革命，而是军事政变的产物。纳赛尔时代的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并非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形式，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构成国家控制民众进而强化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相比之下，萨达特时代，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国家资本主义趋于衰落而尚未退出历史舞台，自由资本主义日渐发展而尚未确立主导地位，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尤存，新经济政策和非国有化运动所催生的新兴社会势力亦欲分享国家权力，政治生活呈多元化倾向，由此形成不同社会阶层的尖锐政治对立，诸多政治集团之间激烈角逐。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纳赛尔时代的历史遗产，面临重重挑战，陷于危机之中。是为萨达特时代一党制衰落和多党制兴起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

萨达特政权推行的新政举措，具有去纳赛尔化的明显倾向，而建立在一党制基础之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则是纳赛尔主义者抵制新政举措和挑战萨达特政权的主要阵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延续，显然构成萨达特政权实施新政的障碍和潜在的政治威胁。萨达特政权标榜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致力于政党制度的改革。萨达特政权改革政党制度的目的，在于否定纳赛尔主义的历史遗产，结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统治地位，削弱纳赛尔主义的残余势力，排斥政治异己，寻求建立新的政治基础。是为萨达特时代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直接原因。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兴起作为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包含民众政治参与的初步倾向，构成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中间环节。

纳赛尔时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其核心成员主要来自自由军官及左翼知识分子。萨达特时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和民族民主党相继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其核心成员既有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亦包括国有企业上层和私人企业投资者。执政党核心成员构成的不同，标志着萨达特政权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纳赛尔时代，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政党纲领与政府实施的具体政策高度吻合。相比之下，萨达特时代后期，由于多党制的政治环境，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即使作为执政党的民族民主党，其政治纲领亦与政府实施的具体政策不尽相同。在外交方面，执政党的原则依然是强调阿拉伯民族的事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权利和不结盟的政策，实际立场却是支持埃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加入西方阵营的政府举措。在内政方面，执政党宣称一如既往地捍卫维护国有经济和纳赛尔主义的成就，实际立场却是支持政府推行的去国有化经济政策。尽管如此，萨达特时代沿袭纳赛尔时代的政治传统，作为执政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和民族民主党始终维持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政党内部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

萨达特时代后期的多党制在诸多方面与宪政时代的多党制颇具相似之处，形式上表现为历史的重复。然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剧烈消长，标志着从自由主义时代到萨达特时代埃及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因此，宪政时代与萨达特时代的多党制只是貌似相同，其经济社会基础无疑存在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纳赛尔时代一党制的建立与萨达特时代多党制进程的启动均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官方运动而非自下而上的民间运动，政党政治均处于国家和政府的控制之下，亦不无相似之处。纳赛尔时代，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萨达特时代，多党制进程的启动同样出自统治者的个人恩赐。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萨达特时代，个人无疑较之纳赛尔统治下享有大得多的人身自由。但是，萨达特的统治归根结底仍属个人统治，而且随着岁月的消逝，越来越趋于个人统治。”埃及学者对萨达特时代的政治制度大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萨达特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民主的制度”，“萨达特政权远远超过君主时期和纳赛尔时期的专制”。亦有国内学者认为：“萨达特的统治与纳赛尔的统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个人专制。”^[105]实际情况不然。与纳赛尔时代相比，萨达特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内外政策在诸多方面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集中体现了萨达特时代之非纳赛尔化运动的发展趋势。萨达特时代后期多党制的建立无疑出自统治者的个人恩赐，而统治者的个人恩赐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脆弱性和明显局限性，多党并存和一党独大则是萨达特时代后期政党政治的突出特征。尽管如此，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和多党制的兴起毕竟在客观上削弱了政府对于议会的控制，反对党议员开始登上议会的舞台，议会内部亦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新华夫托党成立以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逐渐升级，执政党的政治腐败成为反对党激烈抨击的主要内容。随着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初步实践，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开始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角逐权力的政治形式，埃及的政治生活逐渐形成多元化的趋势和民主化的端倪。(www.xing528.com)

如果说纳赛尔时代是战争的时代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代，威权政治和国家资本主义构成纳赛尔政权的历史遗产，那么后纳赛尔时代则是走向和平的时代和民主化进程重新启动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和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激烈抗争标志着后纳赛尔时代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19世纪埃及的威权政治与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显然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前者以农业的主导地位以及地主阶级的统治作为前提条件，后者则与工业化的长足进步以及地主阶级的普遍衰落密切相关。至于宪政时代的民众政治与后纳赛尔时代的民众政治相比，同样存在诸多差异，前者往往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民众政治参与，后者的民众政治参与则表现为从形式层面向实质层面的延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宪政时代的民众政治构成19世纪的威权政治与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两者之间的过渡环节，而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则是从宪政时代民众政治的初兴状态到后纳赛尔时代民众政治走向成熟的桥梁。此外，19世纪的威权政治和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皆表现出世俗政治的明显倾向，所谓的世俗化构成强化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而宪政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的民众政治则与宗教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宗教政治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萨达特时代，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化方向亦表现为明显的确定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埃及官方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其一，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主张诉诸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众的平等，萨达特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借助于传统的共同体形式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实现贫富之间的和谐与共存。其二，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强调通过政府的干预而不是市场调节的形式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和实现财富的平等分配以及国家的经济自给，强调国家利益高于民众利益以及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原则，萨达特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通过发展私人经济以及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形式改变埃及的贫困面貌，相应的税收制度将取代国有化而成为调节财产占有状况的手段。其三，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强调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教的同一性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倡导泛阿拉伯主义和不结盟运动的外交思想，萨达特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在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时放弃反对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所谓反动势力而实现与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合作，在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同时放弃反动帝国主义的立场而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广泛合作。

萨达特时代，埃及的内政与外交经历了互动的过程，国际环境的改变对于埃及的国内政策和国内形势产生深刻的影响。戴维营协议的签订和埃以和平进程的启动，导致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产油国向埃及提供的经济援助随之中止，从而促使埃及进一步走向西方世界，尤其是依赖于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援助。萨达特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埃及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埃及在财政和经济技术方面从依赖苏联和阿拉伯产油国到依赖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变化，构成萨达特时代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明显改变的重要外在因素。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外资流入的直接后果，是埃及市场的自由化和经济生活的私人化。此外，由于萨达特解除党禁，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诸多反对派政治势力死灰复燃。萨达特启动的埃以和平进程和西化政策，引起穆斯林兄弟会的激烈反对，导致国内日趋紧张的政治形势。

自纳赛尔时代开始，总统制构成埃及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构成埃及总统制的明显特征。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总统制，其实质可谓“总统制形式的君主制”（Presidential Monarchy）。自1952年以来，宪法并非限制独裁专制的工具，而是独裁者统治民众的工具。1971年，埃及颁布1952年革命以来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取代此前颁布的1964年临时宪法。1971年宪法沿袭纳赛尔时代总统制的传统，赋予总统在埃及政治舞台的核心地位和广泛权力，规定总统可连任三届（1980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不受任期限制，可连选连任），赋予总统在埃及政治舞台的核心地位和广泛权力，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对比依然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在1971年宪法的55款中，35款涉及总统的权力，却仅有4款涉及内阁政府的权力，4款涉及司法机构的权力，14款涉及立法机构的权力。^[106]如同纳赛尔一样，萨达特作为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依然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和国家决策的中枢，有权任免副总统、总理、内阁部长、军队将领直至社会团体领导人，有权解散议会、否决议会法案和修订宪法，而内阁只是执行总统个人意志的工具，军队的支持则是总统有效行使权力和控制民众的前提条件。“1971年宪法并非各种政治力量达成共识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是萨达特集团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巩固其自身统治地位的工具。”^[107]1971年宪法因此被称作“萨达特宪法”，而萨达特本人则声称自己及其前任纳赛尔是“埃及最后的法老”。^[108]

萨达特多次强调法律至上的原则，声称建立法治国家。然而，萨达特时代，政治原则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萨达特时代的政治改革，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纳赛尔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被排除于政党政治之外。^[109]政党政治和民众舆论尽管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却依旧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议会亦缺乏必要的独立地位，无法行使制约总统的法律权力。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源于统治者的恩赐，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微乎其微。多党制的初步尝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国家体制，民众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萨达特无疑是纳赛尔威权政治的受惠者，埃及政坛尚未出现足以挑战萨达特地位的反对派人物抑或反对派势力。1976年，萨达特以99.9%的支持率连任总统。支持率如此之高，表明萨达特时代国家对于民众选举的绝对控制和威权政治的延续。^[110]萨达特时代末期，特别是1977年民众骚乱之后，政治生活开始出现逆向变化的征兆，从威权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