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经世流派的社会理论对比

在清政府于1853年正式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之前，社会上围绕王瑬的著述展开的争论彰显出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涵盖了“自我”、“社会”及“历史变革”等诸多概念。在两大对立阵营各自对银贵钱贱危机提出的应对方案当中，都充斥着对上述概念的诠释。在应对商业化、失业（流民）增加、腐败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等一系列同银贵钱贱危机存在关联的社会问题时，上述两派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论。虽然某些经世学者所持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些转变，但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当中蕴含的社会理论一般都保持了连贯性。在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所著的《巨灵》（Leviathan）及洛克所著的《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of Government）等近古欧洲社会理论名著当中，“性说”都被作为一种立论的前提，并从“性说”这一命题出发层层推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府组织论。相比之下，清代经世学者们所持的社会理论则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然而他们在争辩当中所采用的比喻、根本论据以及对具体细节问题的阐释，无不体现出他们基本的思想范式。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常常只研究学者们关于“性说”和“社会关系”等的抽象理论，本书则侧重于从学者们就银贵钱贱危机产生的各种具体讨论来辨析其各自所持的社会理论。

图6.1 经世学者探讨人性的著述

注：王瑬的文集《壑舟园初稿》当中的这篇目录表现出经世学者对“人性”的探讨是何等重视，该书的木刻版原藏于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与王瑬同时代的经世学者吴嘉宾也认为“人性”乃是人生的根本。

资料来源：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18，吴嘉宾。

为方便起见，本书中的“干预派”一词专指那些倾向于谴责人性自私自利及鼓吹政府应实行更多干预政策的学者；而“放任派”一词则专指另外一类学者，他们认为人性自私乃天经地义之事，至少也不必因此而受到责难，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表6.1开列了两大对立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包世臣和魏源隶属于放任派阵营，吴嘉宾和王瑬则名列干预派旗下。

这一章将集中探讨两派各自的社会理论，特别是他们分别对“人性”的体悟，对政府这一概念的界定，以及在上天旨意、古圣先贤的规范乃至市场力量的影响下，政府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此外还涉及他们对商业、贸易、商人、消费行为所持的态度，和对处理私人财产奉行的基本信条。另一重要内容是剖析他们对时代巨变提出的对策，这些对策体现在他们对如何运用上古三代时期的众多隐喻来指导现实的变革，如果这种变革势所难免，那么应择取“渐变”还是“剧变”，以及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于技术进步和教育改革又应如何强调。

表6.1 两类经世学派的主要学者

在放任派看来，中国19世纪前期发生的银贵钱贱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白银短缺造成的。白银外流问题在嘉庆一朝曾被数次提及。1820年，包世臣首次将白银外流问题同鸦片进口联系起来。林则徐、魏源、许楣、冯桂芬等也提出与包世臣相似的观点。某些干预派的成员也赞成从中国外部的因素出发来解释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例如王瑬就曾指出鸦片进口是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管同、梁章巨、吴嘉宾则笼统地将中国财源枯竭的原因归结为各类洋货充斥的结果。另外一些干预派成员也从中国自身内部的因素出发来分析这场危机，比如他们认为国内白银的产量不足乃是引发银荒的缘由。然而更多的干预派成员则从“人性自私自利”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肆意纵容滥用白银”着眼，认为这才是关键原因。

比如吴嘉宾就曾强调指出由于白银的单位价值很高，驱使了那些利欲熏心的自私者将大量白银囤积起来作为私财，认定这是引发银贵钱贱危机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大多数放任派的成员则一致认为由于白银（不分银两、银元）比铜钱更加便于携带和运输，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民众的青睐，若从道德层面对此加以评判则有失公允。在放任派看来，民众喜爱银元乃是人情的自然流露，无须非难。吴嘉宾认为，将白银短缺作为引发这场危机原因来加以责难“此犹饮水者，忧天旱水涸”。若从这种观点出发，白银由于能满足人们的私心，只需凭借此种特质即可不断升值。而放任派则认为，银贵钱贱危机根源于白银短缺带来的后果；“假如这种枯竭之势不加以扭转，仅指望小修小补是不能保证罐子能装满美酒的”。“弊在漏卮，卮之漏而徒治其瓶，则固无救于酒之尽也”这些相映成趣的比喻彰显出两派学者对这一危机所持的不同看法：一派认为这场危机就好像贪婪的酒鬼将一壶美酒吮吸殆尽，另一派则认为一个原本满盈的罐子被某种非人力所能驾驭的力量掏空了。

梁章巨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着白银的使用，肆意挥霍的个人恶习也在蔓延。就徐鼒（1810-1862）而言，由于奢侈的风气日渐流行，从海外流入的新奇洋货越来越成为民众搜求的对象，而农产品反倒被置于无足轻重之地。这种消费习惯若任其蔓延，不仅会浪费掉大量自然资源，而且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导致各色人等不再恪守与其自身社会地位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从而引发混乱。管同和沈垚（1798-1840）对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痛诋之声不绝于口。

与干预派发出的责难与嗟叹不同，放任派并不从道德层面评判这种现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林则徐得知一名缺乏经验的县令竟然不知道官职的高低是以其所能获得的“肥水”分等时，忍不住抚掌大笑。包世臣也认为那些负责监管矿山开采的官吏在背地里侵吞原本应上缴国库的资财，是势所难免的。冯桂芬和龚自珍则将官僚机构的腐败归因于收入减少，与官吏自身的道德堕落关系不大。龚自珍指出：“得财则勤于服役，失财则怫然愠，此诚厮仆之所为，不可以概我士大夫。然而卒无以大异此者，殆势然也……夫士辞乡里，以科名通籍于朝，人情皆愿娱乐其亲，赡其家室；廪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嗷嗷然乎。当是时，犹有如贾谊所言‘国忘家，公忘私者’，则非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今久资尚书、侍郎，或无千金之产，其下可知也。”他赞成孟子主张的爱有等差，也就是对至亲要给于最多的爱的观点，而反对墨子（公元前468-376）鼓吹的兼爱之说。在龚自珍看来，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在于人具有利己的本性，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护自我和自己家庭的利益。他曾直接声称：“私利当位居公心之上。”冯桂芬的观点与龚自珍如出一辙：“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当许楣就纸币发行失控可能造成的滚雪球效应提出警告时，他对贪官污吏可能造成的后果倒不大重视。这再次反映出许楣最关注的仍在制度安排层面，而不在于道德堕落这类个人操守。

这些学者对“人性”的不同体悟与他们对下列诸多事物的看法密切相关，包括：他们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安排，贸易在社会中应当发挥哪种功能，商人应扮演哪类角色，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行教育，教育的内容应涵盖哪些范围，以及应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历史变革。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是作为奉行经世思想的学者，他们也有一致的观点。

清代的学者官员通常是用“国家”、“国”、“上”来表达“国家”的意涵。“国家”或“上”的意涵不同于用“天下”或“下”所表达的社会。“国家”自有其法定的权力和疆域范围。那些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统辖范围之外的区域曾被称为“国家化外之地”。在上古东周时期，列国并存；宋、辽（907-1125）、金时期也有多个国家并存；这些前代的范例是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们，思考清王朝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参考依据。

尽管“主权”一词及其与民族国家所必需的政府、领土、人民等要素如何关联的想法在当时的国家观念中尚未触及，但是无论放任派还是干预派此时都流露出一股民族主义思想。两派都感叹政府因白银外流而丧失货币控制权。成毅指出：“又银之产于中土者绝少，况闻近时煎银之业多在交南，又番舶银元市易闽粤，是皆以域外无用之物而耗中国日用之资……夫银之多寡有无，既专操之商贾豪滑，于国与民已属大病，而况并操之域外之黠侩也，则凡所以糜中国之民者更无烦他术矣。”龚自珍也曾写道：“麟趾袅蹄式可寻，何须番舶献其琛？汉家平准书难续，且仿齐梁铸饼金。”又言：“近世行用番钱，以为携挟便也，不知中国自有饼金（见《南史褚彦回传》，又见唐韩偓诗）。”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三人皆一致主张用中国自铸的银元来取代外洋银元，这些主张显示出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此前历朝历代所铸造的铜钱混杂流通，大宗商业交易及纳税则盛行采用外国银元结算，相比之下，龚自珍等人的上述主张显示出他们开始重视将货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

当时学者官员从民族主义动机出发，提出中国自己铸造银元的主张，并不含有大汉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成份。某些学者官员主张中国自己铸造的银元外观应当模仿标准的“圆形方孔”铜钱进行设计，并在一面用满文铸上铸局的名称，在另一面用汉文压印“道光通宝”或“咸丰宝货”之类的文字。还有一些学者官员建议无须在中国自铸银元的中央留一个“方孔”，只消模仿西藏银币或新疆铜钱的样式即可。这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各种先例作为依据：“《唐书》记载当时的尼泊尔钱币中央并无方孔。《三国志》记载当时的天竺钱中央也没有方孔。［唐书谓泥婆罗国钱不穿孔，三朝国史谓天竺钱实其中不穿贯，今西北之钱犹其遗制也］”据此可以进行如下推理：既然西藏与新疆地区仿造外国样式铸造的货币已被认可作为天朝通行的货币自由流通，那么中央政府为了方便民生，就不该反对自铸银元。魏源鼓吹的那种“仿番制以抑番饼”是他极力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一种表达。

尽管两派学者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从他们对银贵钱贱危机这一顽症所开出的不同药方来看，他们对国家权力大小所持观点并不相同。

放任派倾向于从“小政府”的角度来审视国家权力，相比之下，干预派则更乐于从“大政府”的角度着眼来理解国家权力的意涵。这些学者官员对国家与上天、古圣先贤、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彰显出他们对国家权力的不同理解。一派认为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而另一派则认为国家是万能的。

在干预派看来，国家拥有可以支配一切的无上权力，这种观点体现在他们对有关国家力量运作的种种构想当中。当有人以铜钱沉重不便远途运送为理由，反对用铜钱来完全取代白银作为货币时，吴嘉宾振振有辞：“国家鼓铸以供天下之用，乌有不便之理？欲银不贵，吾不贵银而可矣。欲钱不贱，吾不贱钱而可矣，是在上者一转移间。银者天之所出，钱者上之所制。不用则废，专用则绌。”王瑬在谈及纸币问题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中也涉及到对国家权力的看法，“且国家之行钞，与富家之出钱票亦异。国家有权势以行之，而富家无权势。故钱票有亏空，而行钞无亏空也。百姓信国家之钱钞必万倍于信富家之钱票矣。”这几段话透露出干预派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他们认为国家的权力远大于天。

相比之下，放任派则坚持认为上天的权力远在世俗的君王之上。龚自珍指出：“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贺长龄声称：“盈虚消息，物理之常。”魏源更进一步评论道：“天道恶积而喜散。”因为富人的奢侈消费能够为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择取货币材料的问题上，干预派主张以铜钱或纸币等面值由国家决定的材料作为币材；放任派的主张则与此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应当采取贵重金属、玉石、贝壳等本身“自然”含有价值或“上天赋予”价值的材料作为币材。他们还一口咬定“转输挹注必藉五金，除金为上币……惟白铜质良而品贵，实锺德产之精华”。因为这些币材为自然力量——“阴阳”所创造，它们的价值“非人之所能颠倒”。除了上天与自然之外，放任派还搬出古圣先贤来作“外援”，以便同世俗的权力相抗衡，“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

在因为市场而发生诸多问题之后，放任派的学者仍旧倾向于鼓吹市场在调控下列经济活动时较有效率，或有其他诸多好处，这些经济活动包括大宗货物的运输（如漕米运输制度）、重要商品的供给（如食盐买卖）及矿冶类大型企业的运营和管理等等。

魏源认为，清代前期政府允许私营船只沿海航行所取得的成绩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这一时期不仅航海技术大有改进，诚信的商业氛围也有所确立，相比之下，元代（1279-1367）由官方经营的沿海漕粮运输不仅在船只的配备和维护方面浪费了大笔钱财，而且还衍生出一群冗杂的人事体系。最终导致人员闲置，技术停滞，根本无法满足漕粮运输的需要。这足以证明私营企业远比官营企业优越。放任派成员有关采矿业的经营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依靠市场的力量进行调控收效更好，而官方若直接插手经营则业绩不佳。1849年，林则徐已经意识到政府既没有足够的财力经营采矿业，也缺乏充分的业务能力去监管矿山的日常开采活动，而有待民间在尝试错误中找出最佳矿床：“办厂先须备齐油米柴炭，资本甚巨，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开。官办呼应虽灵，而在任久暂无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亏空，参办则有所借口，筹补则益启效尤。况地方官经管事多，安能亲驻厂中胼胝手足，势必假手于幕丁胥役，弊窦愈多。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着赔之累，似可常行无弊。”他认为矿工自己凭借不断的探勘，其实更能够找到较多矿苗的采银地点：“若辈（滇人以采矿为生者）行山望气，日以为常，于地力之衰旺盈处大都能知梗概。……据本地人所言，开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实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论，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数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足。”

放任派也反复引述市场具有自我调控的机制，反对从外部强加各种不合时宜的管理措施。有人曾对钱庄的诚信提出质疑，并建议由政府出面监管，贺长龄一语道破此举纯属画蛇添足：“小民虽愚，谋利则智，不待法令之程督也。”企图对市场的力量施加人为控制只会引发更多政治困扰。针对王瑬提出的将白银器皿严厉限制用为家常用品的建议，许楣奋起反驳道：“天下之情伪何可胜防？有物于此，值银一两。有银杯于此，其重一两，因以杯市，推而至于十两百两皆然。将以其为器皿而舍之乎？抑以其为币而没入之乎？而其真以银为器皿者，吾恐蠹役地棍之伺其后而执之也。”

只有在私人恶习严重泛滥，危及公共利益时，放任派才主张由政府出面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例如魏源就曾建议由征收重税或其他惩罚性措施来矫正这些不法行为。林则徐在为自己关于鸦片吸食问题的立场进行辩白时，同样也阐述了这样一种观念，他认为如果鸦片吸食之风没有传开，个别的吸食者只是“害及其身”，他并不认为需予严厉制裁，但是当此一恶习扩展开来时，他认为“法当从严”。许楣也指出：“且天下事有不便于民者，则当易之。民便用票，何以易为？”

相比之下，干预派对于国家特有的控制力，包括对市场的控制，充满信心。在议及调控货币比价问题时，徐鼒认为假如户部与藩司设官肆以出入谷帛与银，则“奸商无居奇之权矣”。如果国家为了铸造大钱而试图积累铜料，只需采取如下简单措施即可：设立相关衙门机构，用米谷或制钱来买卖铜料，“数月之后”便可采购到足够的数量。在敦促国家发行大钱这一问题上，雷以諴、王植和张修育纷纷抬出孔子的话来作支撑，扬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843年，张修育在一封奏折中写道：“臣愚以为银钱之贵贱操之自上，偏于用银则银贵，偏于用钱则钱贵。”(https://www.xing528.com)

对于商业、贸易、消费等活动，及移民、商人等在经济生活中可以发挥的功能，干预派和放任派双方也各执一词。有若干干预派学者认为全社会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商业的功能不过是将财富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管同即说：“天下之财统此数，今上不在国，下不在民，此县贫而彼州不闻其富，若是者何与？曰生齿日繁，淫侈愈甚，积于官吏而兼并于大商，此国与民所以并困也，虽然是固然矣，而犹有未尽。”吴嘉宾、梁章巨以及其他一些干预派的成员也齐声反对贸易，无论内贸还是外贸。管同对纺织由家庭生产转为市肆生产，乃至华北之只产棉布，丝绸尽取诸江浙均感愤慨。徐鼒对于平民百姓和学者官员都从市场上购买男性专业织工生产的丝织品这种现象感到苦恼，他认为平民百姓应让妻女动手养蚕抽丝，而学者官员应向官方开办的工场购买丝织品及丝袍。

干预派进而指出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从松江和苏州两地的情况来看，随着商业收益的日趋丰厚，越来越多的百姓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然而，商业的根基其实非常脆弱，从松江土布被苏州土布淘汰，继而洋布又将土布淘汰，可以反映出商业的脆弱性。在徐鼒看来，应付这些问题的根本策略在于重视农业。通过大力开发新的土地，建设灌溉系统，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抑制铺张浪费，就会生产出更多的米谷和布匹。由于白银是商人从事交易的货币媒介，因此如果能取缔白银充当货币媒介的功能，就会鼓励民众更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再那么热衷于经商了。王瑬虽大力号召通过钱庄发行纸币，但他还是非常关注农业；他曾坚称发行纸币能够使国家增加收入，进而有利于农业发展。王瑬建议各省单独发行只在本省内流通的纸币，仅在少数大城市设立钞局；这套方案立即遭到包世臣和许楣的猛烈抨击，反映出干预派根本就没有将长途跨区贸易，特别是那些并不途经大城市的长途贸易纳入考虑范围。

鉴于商业与移民两个问题原本相互联系，和对商业的看法分歧相对应，干预派和放任派双方在流民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干预派成员谢阶树（？——1826)主张政府应当制定相关的法令，将百姓牢牢地束缚在他们的原籍地。放任派成员贺长龄则依据自己治理汉族移民与苗族土著杂处的经验，指出贸易和移民活动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当有御史请求政府派员查核汉族移民如何酷虐地役使和剥削苗族土著时，道光皇帝便责令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给予答复。在贺长龄看来，尽管汉族移民和苗族土著之间的确发生了不少种族冲突，来自远方发达地区的汉族移民也的确将他们在原籍地奢侈的消费习惯传播给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但总体而言长途跨区移民和贸易使双方均能获益。贺长龄坚决反对若干干预派人士鼓吹的那套“社会财富总量固定”的论调，坚信商业活动可以创造出新的财富：

黔不产盐布帛，又贵类皆挹注于他省，苗民借居岩洞，所饶者杂粮材木耳，非得客民与之交易，则日用无资，所有之莫之售脱，且苗民务耕作而不知贸易，客民耐劳而俭用，多就谷贱之地为家，是未尝不两相资益，若谓纷华靡丽，皆由客民导之，以至穷乏，则汉人中昔称富户，今为贫民者又将谁咎？盈虚消息，物理之常，即无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富也。

干预派和放任派双方都注意到，中国与外洋开展贸易造成进口货淘汰部分国产商品。面对此情此景，干预派只是一味地谴责，而放任派却意识到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学习外洋的先进技术，进而造福国内百姓。

其实放任派同干预派在强调重视农业方面并没有太多分歧。龚自珍在1823年脱稿的名篇《农宗》当中，阐述了他对理想中的农业社会的构想。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土地所有权将由每一代中的长房继承，长房之外的其他房系将从政府那里获得土地，面积相当于长房所继承土地的四分之一，然后雇用佃农耕作，佃农的数量也只有长房所雇佃农数量的五分之一。长房将负责全族的祭祀活动，无论长房还是其他房系都须将农产品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上缴政府纳税。魏源的确对务农致富表现出更大的关注，但他不赞成剥削商人财富。总体上，放任派仍比干预派更关注商业活动。以包世臣为例，他曾明确声言：“夫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

放任派清楚地意识到消费的增长是推动商业发展的力量。为了驳斥社会对奢侈行为的批评，魏源坚持认为消费是带动财富由积聚转为扩散的关键环节，“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周礼保富，保之，使任恤其乡，非保之使吝啬于一己也。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与贫民之所以通”。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巴蓬（Nicholas Barbon）（约1640-1698）曾就当时英国社会的情况作出如下评论：“除了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进行娱乐之外，财富很难找到其他用途。对于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而言，假使富豪施展阴谋，不从事消费活动，其恶果无异于打一场对外战争。”巴蓬提出的这种富豪消费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论点，同魏源主张的鼓励富豪挥霍浪费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19世纪前期，除了少数人提议限制私人广占田产之外，干预派和放任派的大多数成员都不主张改变现行的私人所有权制度，但是放任派提出更为深刻的捍卫私人财产权的理论。1817年，龚自珍声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应当与其身份地位相称。卑贱的下层民众固然可以累积钱财，但不应超过上流权贵所应拥有的财富。（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则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可是到了1823年，他却转变成一名彻头彻尾的私产卫士，《农宗》一文恰恰表达他的这种态度。这篇文章将私有财产制度追溯到远古时期当人类开始摆脱采集野生谷物维生，转而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劳动来自行种植谷物之时。龚自珍认为，从那时起，凡是有能力在一尺地上种植谷物的人，自然就会成为这尺地的主人，有能力在10尺或100尺地上种植谷物的人，当然也就会成为这10尺或100尺地的主人。（“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伯尺主。”）这样一来，君王自然而然地成为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大的地主。龚自珍还补充说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

龚自珍的观点与洛克提过的“努力者自享其福”的观点颇为神似。谈及佃农的雇佣问题，龚自珍表示：“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佃农在依靠农宗维持生计，反而是整个社会需要他们所生产的农产品。”（以食有力者，佃非仰食吾宗也，以为天下出谷。）从这种观点出发，龚自珍针对如何解决流民问题提出了人人皆无需舍己助人的设想。其具体内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能力，共同造福社会。此外，农宗成员担任六品以上官员者，有资格以取得“官俸田”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获得部分收入。这类“官俸田”的经营管理不同于那些农宗下的田地。这些官员的后人若想继承此类“官俸田”，就必须通晓相关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在这里，“能力原则”再次受到强调。《农宗》一文刊行之后，有人曾向龚自珍提出质询，请他解释100亩田地是否应成为个人占有土地的上限；龚自珍明确答复道：“贫富之不齐，众寡之不齐，或十佰，或千万，上古而然。”龚自珍不仅鼓吹继续维护和健全私人土地所有权，而且在1820年还进一步提出化军屯田为私田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军屯田的经营效率经常是太低了。

在议及农宗与政府关系时，有些学者猜测龚自珍可能会指望政府出面干预和分配土地。但是经过仔细审读龚自珍文稿的意涵可以发现，他只同意在以下两种情况政府才介入土地分配：一种情况是缺少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同一姓氏的民众；另一种情况是地主名下不同姓氏的佃农因土地问题引发纠纷。而唯有在大型自然灾害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潮时，高级官员才应出面进行协调和控制。在龚自珍看来，农宗能够培育讲求仁义、孝道、礼仪、诚实的社会风气，因为在这里，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宗族内部不同成员间密切的交流往来也会促进道德。假如全社会的每一个家族都按照这种方式来组织管理，那么留给君王办理的事务也就不多了，他只需使农田水利等国家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就行了。这样一来，君王就好像一个车轮的轴心，尽管辐条在飞速旋转，轴心却可安然不动。

还有另外一种保护私产的办法，那就是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放任派坚决主张对农业和商业收入实行低税政策。龚自珍在一篇文章中曾用“妖”这个词来比喻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侯厚吉等将此解释为龚自珍强烈要求政府出面钳制商业兼并活动。可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龚自珍写道：“这种现象绝非拥有政治权力官员的行政命令所能逆转。若能熟练运用符合自然的各种策略，统治者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天下大治。”［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统之以至澹之心。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轻徭薄赋和少施干预的政策是维护私产的良方。

干预派和放任派双方都认为需要实行某种变革来解决其所面临的时代危机，但是双方用来描述变革的词汇却显示出干预派更倾向于实行比较激进的改革方案。王瑬本人和他同时代的人将他所提出的方案称为“变法”，这一词汇后来曾再度流行，1898年被康有为（1858-1927）用来描述他推行的那套激进的改革方案。相比之下，放任派则更倾向于使用“更”、“更法”、“改图”、“改法”等相对比较缓和的词汇来描述他们所倡导的变革。魏源在描述他所主张的通盘社会改革时采用了“变法”一词，但他对这种措辞持极为谨慎的态度。魏源同时也指出选择高瞻远瞩之士确切地推行制度改革非常重要，若用人不当，制度改革必将带来恶劣的后果。从1898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或至少从梁启超（1873-1929）的著述观察，魏源和龚自珍两人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信徒，可能被归入主张实行激进改革的派别。但是若就两人在银贵钱贱时期货币改革的观点来看，则上述归类就不太恰当了。

不同派别的成员对于历史变革所持的观点同他们对三代的看法有很大关系。龚自珍和吴嘉宾两人都将远古时代称颂为完美的社会典型，但是两人对远古社会的具体蕴含则各执一词。吴嘉宾认为，在三代时期，民众只需从事简单的谷物种植和纺织即可满足生活所需，不需要进行商业活动，货币是多余之物。而龚自珍则在《农宗》一文中，说明那一时期随着人们开发土地的能力参差不齐，社会分化已经开始出现，宗法制度给人们提供了谋生的基础，也通过宗族世系内部成员间的互相扶持帮助维系社会秩序；政府只需征收微薄的赋税即可维持官僚机构的开销，并将主要精力花在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上。尽管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方案涉及宗族世系方面的内容，但他主张将现行的诸子平分父辈产业的继承制度改造为长子独揽父辈产业的新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改革方案，但是若同吴嘉宾提出的更为前卫的方案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吴嘉宾痴心要取缔商业活动，废除各类货币。魏源和许楣都指出王瑬设计的那套货币制度过于强调政府介入，堪称“古之所无，今亦罕有”。王瑬宣称要同古代的那些制度彻底决裂，这无疑是一种更加激进的言论。王瑬一语道破了他的时代与上古时期的区别：“三代以上……必民足而后君足。三代以下……且必君足，而后民足。”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技术改良的重要性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对历史变革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放任派对于个人与天道、古圣先贤、宇宙的终极之间的联系抱持模拟两可的态度。一方面，在龚自珍看来，人是世界的主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龚自珍甚至坚信“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天神，人也；地祇，人也；人鬼，人也。”在议及如何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放任派主张应更加积极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去开发这些资源，而干预派则对这种观点反应冷淡。在谈及开矿问题时，吏部尚书英和直截了当地声言：“天地生财，原以供人之用。”相比之下，干预派则对此横加反对，他们抨击开采矿产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在这样一个社会为灾荒频仍、流民遍地所苦的时代，许多学者官员都在探讨现有土地的产量已不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而包世臣却仍坚信世上有足够的资源能养活全部人口，特别是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增加粮食产量。

在如何对待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及选择哪种材料铸币这两个问题上，放任派经常打着上天和古圣先贤的权威旗号，捍卫财富分配不均的合理性。由于放任派主张每一个人都应享有自己的努力成果，因此他们以天道的名义来捍卫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一点与他们改良生产技术以便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观点间又有其协调之处。

相比之下，干预派眼中的当务之急乃是让国家透过教育担负起塑造社会的职能。王瑬提议在钞币上印制《程子四箴》或《朱伯庐治家格言》以教导百姓，这反映出他对公众教化格外关注。王瑬还撰写了《小学大学广义》这样一部论述个人修养的著作，也能体现他力图推行教化的思想。王瑬注意到官场通行的两本讲授为官之道的重要著作——真德秀（1178-1235）所著的《大学衍义》和丘浚（1420-1495）所著的《大学衍义补》——都有不足之处，两书只从经世思想——“大学”入手进行阐发，但却忽略了可用来加强个人修养的“小学”的重要意涵。王瑬的上述著作从“大学”、“小学”两方面着手，向人们灌输一种理解和领会古圣先贤思想体系的门径。如他一位生平挚友所评价的，王瑬一生都在坚守着经世致用的雄心壮志。此外，王瑬所著讨论修身的书也将“天性”比作“禾”，将“善”比做“米”。人性的良善不是天生的，而需透过教育，就像“禾”要加上人为的努力才能转成“米”一样。

王茂荫赞成王瑬主张发行纸币的观点，他认为只要政府能够任命适当的人选来负责推行纸币发行制度，这套制度就一定能够有效推展。当有人以官僚机构日趋腐败为借口指斥发行纸币的政策必将一败涂地时，王茂荫反唇相讥道：

保甲、社仓良法具在，苟非良吏亦终不行，是岂法之过欤？州县得人，则商民奉法，督抚得人，则官吏奉法。是在圣明洞鉴之中，又不独钞为然矣。

当然，尽管放任派对在纸币表面印上古人的哲言警句这种做法并不热心，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并不关注教化的功能。例如魏源就曾在宋代（960-1279）以来培植中国学者官员所用的基本教材——“四书”之外，另外提出四部补充性读物。这些言论反映出魏源所希望的教科书范围已超出了二程兄弟和朱熹提供的标准框架。

由于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考试内容集中于测试他们对二程兄弟和朱熹的思想体系是否能够融会贯通，因此干预派深信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一定能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论是吴嘉宾鼓吹的所谓复兴“三代”，还是王瑬大力倡导的推行一套全新的货币制度，都反映出干预派认为不论变革的形式有多么复杂，力度有多么激进，都是可以实行的。相比之下，放任派则力图摸索一种“渐变”的途径，他们非常警觉到个人出于自发行为可能会引起的意外后果，诸如：个人的奢侈浪费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促进效应，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对改良生产技术和增进商业诚信带来的推动效应，以及政府动用国家权力约束市场的力量薄弱。

19世纪前期不同派别学者官员的经世思想同他们各自对人性的不同体悟关系很大。尽管儒家常被以为主张人性本善，但是19世纪前期的经世学者对于人的利己本性以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了然于胸。干预派曾激烈抨击这种利己的本性和追逐物质利益的世风，而放任派则倾向于认为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无可厚非。这样一来。两派就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历史变革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案。

随着当时商业化的推进，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干预派坚决主张对商业、贸易、移民活动及商人输入洋银和发行钞币的行为实行严格限制。而放任派则对这些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极其强大，远非政治权力所能控制，政治权力只能服从和借用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来因势利导，而不可能对其实行压制；只有在个人的恶行对社会公义造成严重损害时国家才应插手。

由海外在国内引发的这场空前严重的货币危机，也在社会上激起了强化货币主权观念的风潮。放任派曾建议中国应当铸造自己的银元，而且中国银元在外观设计上应不同于洋银，这就反映出他们试图将货币作为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他们还主张模仿标准铜钱的样式，将满汉两种文字印铸在新造银元的表面。虽然同外国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但至少在涉及货币问题的争议当中，满汉对立的种族主义却不明显。

虽然干预派和放任派双方都主张强化国家在货币领域的权力，但放任派反对国家通过无限量发行纸币来窃取民众的财产，并建议国家以贵重金属为原料铸币，他们坚持在这一前提下强化国家的货币主权。因此他们看重贵重金属本身内含的价值，也认为这样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强化国家权力固然是放任派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他们认为国家权力要保持一定的限度。

19世纪前期的经世学者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改革主义者，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坚决抵制变革的顽固之徒。魏源这类放任派阵营的学者也被视为奉行经世思想的代表人物。上述研究表明干预派的经世学者所倡导的改革方案远比魏源之流的改革思想激进。干预派极其卖力地鼓吹激进改革，有时甚至不惜与三代理想的放任主义断裂；相比之下，放任派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先前的研究常常将19世纪前期经世学派的复兴与这一时期的今文经学联系起来加以探讨。下一章将阐述今文经学并不是对所有经世思想都产生了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