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帝国主义压迫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无论如何，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是一定得面对的。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写了一段指导历史学家如何处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话，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帝国主义阻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贯穿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

白银的广泛使用当然表明中国有着高度的商业水平。但中国真的正在发展着资本主义吗？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论述认为，商业化不等于资本主义。正如韦伯在1904年所指出的那样，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和地中海地区都曾经存在过商业活动。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与这些早期商业体系的不同在于：前者特别依赖以“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准确而又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为基础。顺着这条思路，可以说：尽管清代中国有茶叶和生丝之类的商品作物，但它却并没有为开发这些作物的新品种而建立的实验室。现代农业科学开发和推广新农产品的速度较清代某些农民不经意的改进和偶然性的推广为快。中国的商业化和白银使用导致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个发展曾为中国经济带来繁荣，也曾影响其萧条。因此还要请毛先生原谅，这不能用通常带有负面含义的“帝国主义”影响一笔带过。

某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没有兴趣探讨，但他们也认为清代中国市场，有着多元权力而且追求渐变的社会安排仍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19世纪前期中国的银贵钱贱危机激发了极端的干预主义和极端的市场导向的理论。然而，19世纪前期的那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理论的特殊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尽管中国在19世纪前期就融入了世界经济当中，但西方思想对中国学者官员探究货币危机问题几乎了无影响。不过在许多方面，19世纪前期中国关于市场的理论可与西方相似的理论相媲美。由于此时西方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几乎局限于地理学、宗教和历史方面，因此，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只好从前代寻求历史先例。与其后可以利用西方经济思想的时期不同，19世纪前期是纯粹用传统观念处理货币危机的最后一个时代。这为我们提供了视察传统中国有关权威、历史变迁以及国家——市场关系等方面态度的全方位窗口。

“经济自由主义”一词很难界定，因为它的含义与时俱变。根据其中的一个定义，只要是代议制政府，不论它是支持干预政策或是自由放任政策，都算是经济自由主义。例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盛行的一个时期。但就在这一时期，议会通过了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议案，并发动了鸦片战争以解决商业冲突。很明显，19世纪的中国还不存在代议制政府。然而，如果我们将经济自由主义的概念理解为亚当·斯密所指的更依赖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并通过满足私人利益来促进公共利益，而不只是依赖政府，那么，这种思维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居于支配地位。总的说来，在19世纪前期取得胜利的较不寻求干预的思想，与在1850年代以后占优势的要求建立强大而现代的国家的干预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经济领域中，从19世纪晚期的自强运动到1901年改良主义的新政，到革命运动期间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民众运动，最后到1949年以后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的强制力要予以限制的坚持再也没有表现得像在19世纪前期那样强烈。

通过比较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和19世纪前期市场失灵的反应，我们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在19世纪晚期之后逐渐增强的干预主义倾向。在1930年代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萧条时，何廉（1895-1975年）、张嘉璈（1889-1977年）、方显廷（1902——）等学者将其归因于白银外流所导致的货币短缺，并提议建立中央银行以控制货币的供应和兑换率。马寅初（1882-1982年）和谷春帆等学者则将其归因于贸易赤字，并提议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限制进口和刺激出口。而陈翰笙（1897-2004年）和冯和法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呼吁抵制比国内产品更为便宜的洋货。所有这些学者都要求国家更多介入经济活动。这种对加强国家权力的渴求，为在1935年终于建构了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纸币的制度作了准备。(https://www.xing528.com)

虽然没有像凯恩斯和哈耶克那样充分利用数学这项重要的现代质素著书立说，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间的热烈讨论与凯恩斯和哈耶克间的讨论非常相像。尽管当时没有想到要成立中央银行，但以王瑬为代表的思路曾提议由政府控制货币的发行权，从而达到符合凯恩斯理论的结果：由增加公共设施消除失业，并减少腐败和行政失职。以许楣为代表的反对则提出类似哈耶克的想法，即通过私人银行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为社会提供以贵重金属为主的非通货膨胀性货币，并让市场自动调整而达到自身时点内和时点间的均衡。

正如17世纪的英国一样，19世纪前期的中国也出现了货币短缺的问题。19世纪前期中国的各种讨论以及在这场争论中所引用的历史先例说明，中国比继承了西方经济思想的17世纪时的英国有着更为明确的谨防以货币作为财政搜刮工具的传统。尽管他们也像17-18世纪欧洲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那样关心国际收支，但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并未将贵重金属视为唯一的财富；他们还强调百姓利用自然资源的产品也是财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不干预主义与晚近西方的新古典主义者都领悟到：政府和人民间的不断相互作用对经济政策的效果所可能发生的影响。

各种历史先例及19世纪前期学者官员的引述方式表明，中国传统在安排国家和经济的关系上，比《盐铁论》所反映出的以干预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刻板印象显得灵活。19世纪前期参与货币论辩的学者官员双方都引用以食货为先的《周官》八政。然而，当引述这一权威著作时，某些人建议用贵重金属铸造货币，从而限制君主利用货币来进行聚敛；而另一些人则建议要扩充使用由皇帝铸造的制钱。从人们对单穆公所说的“重币”的不同解释，可以看到人们对同一历史权威的不同运用。一些人将“重币”解释为价值更大的货币，并因而建议铸造贵重金属硬币；一些人将“重币”解释为面值大于实际价值的硬币。另外，那些为私人开矿据理力争的学者指出，自从1133年起民营矿业和国营矿业是并存的。

19世纪前期对市场和中国古代多元权威思想的突然关注及此一思潮在1850年左右的突然消失，表明了一种对早期思想的非线性选择。也因此，“传统”不是个固定的样板，“传统”提供的基础是可以变化的，后人能够从中选取可以陈述其所处时代的概念。因为传统思想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总是在不断对话着，所以，尤其是在中国再度更加融入世界经济的当儿，传统政治经济思想中的灵活文化实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多种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