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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人格与犯罪研究

时间:2023-07-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城市发展初期的社会问题成了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和重要教材。于是帕克及其同事以芝加哥市作为都市社会学的实验室,开创了对都市社区的系统研究。[17]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麦肯齐通过研究城市社区发现,城市空间变化包括集中与分散、浓缩与离散、侵入与接替等生态过程。[20]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扩展中的城市随时间演变的模型”。

芝加哥学派:人格与犯罪研究

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在内战之后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随着快速工业化和移民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它还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1900年时人口的一半以上由外国移民构成,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最初发展的骰子之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彻斯特一样显著。[11]芝加哥大学成立于1892年,当时芝加哥正迅速地变成一个“黑暗的开放、堕落的城市”。城市发展初期的社会问题成了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和重要教材。[12]20世纪初,生态学已经发现了生物个体或群落的竞争和共生、增长和消减、形成和演替等规律。社会学家帕克立足于人类社会组织与生物的共同性,断定可以借鉴生态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13]

帕克认为美国社会不是农业社会,而是工业社会。要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特性,就必须对都市社区进行研究。因为“城市把人性中过度的善和恶都展示出来。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宜把城市当作一个实验室或者诊疗所,从中对人类特性和社会过程好好地进行研究。”[14]他深信都市为文明的发源地,近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都市社会问题,都市社区的结构与功能、组织与崩溃、过程与变迁等理所当然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于是帕克及其同事以芝加哥市作为都市社会学的实验室,开创了对都市社区的系统研究。[15]帕克在考察了芝加哥犯罪的地域特征之后发现,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不同区域的犯罪率具有明显的差别。城市的过渡区犯罪率最高,而经济条件越好的区域,犯罪率就越低。[16]城市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它的各部分在竞争和共生这两个基本因素的支配下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它们的作用下,城市系统在平衡与不平衡交替中发展。[17]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麦肯齐通过研究城市社区发现,城市空间变化包括集中与分散、浓缩与离散、侵入与接替等生态过程。集中是有相同职能的机构聚集在一起的趋势,分散是人口或机构离开中枢位置的趋势;浓缩是在既定区域内安置的同类人口和机构的数量增长的趋势,离散是既定区域内同类人口和机构的数量下降的趋势;隔离是人口和机构分别并入与自己同质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彼此分离的过程或状态;侵入是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居住的区域的运动,接替是侵入的群体取代了原居住的群体。[18]Clifford Shaw和Henry McKay及他们的同事们调查了城市的结构与变迁和社会破坏的指标(包括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犯罪总是高发于城市内部外来移民首先聚居的贫民区,那里的外来移民总是受到大量社会问题的侵扰。新到达这个地区的移民数量是一个常数。一旦达到了某种富裕程度,他们就迁居到城市中更有利于健康的地区居住,那里的犯罪率也相应少得多。过渡期地带的地区动态容易促生不良行为。犯罪被认为是这些过程的衍生物,独立地发生于生活在这样区域的各种典型的个体中。[19]伯吉斯认为,城市的不同区域在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而呈放射状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原有区域中的共生关系被打破,社会传统和社会控制被削弱或者瓦解,该区域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过渡区的犯罪率最高是因为这一区域通常是城市中最古老的部分,房屋比较破旧,这里通常居住着贫穷的居民以及那些新迁入该城市的人,社区解组现象比较严重。[20](www.xing528.com)

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扩展中的城市随时间演变的模型”。相同的但在不断变化的研究背景、不同的但同为主观的理解和感受、多渠道的定性资料的搜集以及由资料收集为起点形成的独特的研究模式,这些构成了芝加哥学派经验研究的典型特征。[21]在二三十年代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对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也有一定影响。[22]Mills曾提倡在一种超越个人情境的、更宏观的社会情境中寻找由社会运转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人类生态学促进和实现了这种社会想象力,使得犯罪学家能够在不同层次上探究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但芝加哥的人类生态学家把共生和对匮乏资源的竞争当成一种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过程和支配着人类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组织活动。[23]他停留在借用生态学原理和概念阶段,忽视了人类自身的特性,忽略了公共政策的作用。而且这种城市生态模型不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完成人类生态学的理论建构。[24]当然,随着全球化、个体化、中产阶层化以及文化消费的增长等对后工业化城市的转型与发展带来的影响,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城市研究新范式,为解答如何塑造城市特征、如何实现城市增长与市民认同、如何保留城市传统与容纳多样性、如何建立较强情感纽带的社区共同体以及如何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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