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兰八十年战争：海洋帝国兴起

1555年10月25日，皇帝查理五世将尼德兰政府移交给儿子腓力。虽然要举行权力移交仪式，但布鲁塞尔库登贝格（Coudenberg山上宫殿的大厅却并未张灯结彩。墙壁上仍然悬挂着黑色的窗帘悼念着皇帝当年早些时候去世的母亲胡安娜（疯癫者）。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因为没钱进行更合适的装饰，窗帘原封不动，加强了这个场景的庄严肃穆。尽管从表面上看，查理五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主，但这一天看起来就像是他要因为自己的政策请求破产一样。连年征战已经耗尽了他的金库。在他55岁那年，政府的压力频繁的海外活动和持续的战争终于击垮了查理五世。不仅如此，几年后，他还罹患痛风。

自愿退位是非常不寻常的。^[1]君主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威，通常依靠上帝全能的力量一直统治到寿终正寝。然而，皇帝查理五世却宣布，他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希望在西班牙一所修道院附近的豪华住宅区中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等待死亡的降临。实际上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查理五世都已经完全崩溃了。他无力阻止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改革。在与法兰西的战争中，他在争夺梅斯（Metz）主教区的战斗中遭受了惨痛的失败。战败归来后，查理五世不想再住在库登贝格宫，而是住进了布鲁塞尔公园边上的一所小房子里。^[2]当然，他的退位可能还有另一个政治原因。在他执政的后面几年，他收到报告，称尼德兰政界对他可能传位于陌生的腓力王子一事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甚至心存抵抗。^[3]可能正是这一状况促使他亲自安排权力交接，以确保其子顺利继位。

1554年7月25日，腓力与英格兰的天主教女王玛丽一世（即“血腥玛丽”）结婚。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玛丽一世是新教国王亨利八世的长女，也正是亨利八世把英格兰教会从罗马教廷剥离了出来。玛丽一世和腓力在英格兰成功地恢复了天主教，亨利八世夺回的财产又重归天主教会。这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1554年底，查理五世召儿子到布鲁塞尔，腓力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留在英格兰对维持政府良好运转至关重要。更何况，玛丽一世怀孕了，腓力想留下来等到她分娩。直到玛丽一世的怀孕被证明是精神性假妊娠之后，腓力才决定暂时离开英格兰。1555年9月8日，腓力应召回到布鲁塞尔，与查理五世团聚。^[4]

在权力正式移交的过程中，皇帝查理五世糟糕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明显。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搭在年轻的奥伦治亲王威廉的肩膀上，支撑着自己。年仅22岁的威廉此时还没有成为执政或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对法战争中担任军队指挥官，皇帝此次特别邀请他到布鲁塞尔来参加仪式。来自低地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强调这是因为皇帝特别喜欢亲王。然而，威廉之所以有幸搀扶皇帝，更有可能是因为身为奥伦治亲王，他的地位等级最高。一般，如果有亲王在场，皇帝不会倚靠一位伯爵或公爵。^[5]西班牙历史学家后来就此指责亲王日后以怨报德、煽动议会反对腓力二世。^[6]

所有谈及查理五世退位的描述都强调，腓力二世发言结结巴巴并为自己不流利的法语向大家道了歉。他把用法语发言一事交给了他的顾问大臣格兰维尔——安托万·佩勒诺（Antoine Perrenot）。这位格兰维尔勋爵和阿拉斯主教（1517—1586），来自弗朗什-孔泰。其父曾是皇帝查理五世的首席顾问，子承父业，在父亲的教导下，格兰维尔成了腓力二世的顾问。年轻的格兰维尔非常聪明，能流利地说多种语言，而且有从政的天赋。他对年轻的腓力二世的建言是如此周到、巧妙，以至腓力二世常常以为这些建议本就是自己的意思。^[7]

在退位仪式中，格兰维尔代表皇帝发言，但查理五世补充了一段简短的个人讲话。在这段个人讲话中，他甚至请求在场的众人原谅他过去可能的不公行为。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父子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平易近人，对尼德兰关怀备至；而儿子则充满距离感，甚至无法说当地语言。

在此，我们看到了本书所描述的戏剧化场景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腓力二世、奥伦治亲王威廉和格兰维尔。彩插30是第一幅描绘皇帝靠在奥伦治亲王威廉肩膀上的画作。在格兰维尔的出生地贝桑松（Besan on）的前格兰维尔宫中，可以看到对这个场景完全不同的描绘（见彩插31）：画面中腓力二世在查理五世面前屈膝，亲吻着他的手，而格兰维尔本人则与皇帝站在同一高度，认同地注视着腓力。弗里斯兰议会的会议室中，一幅19世纪的瓷砖画（见彩插32）中所描绘的腓力二世继位仪式则深受弗里斯兰人欢迎：坐在王座上的国王大惊失色，因为弗里斯兰的代表们拒绝下跪宣誓效忠。然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下跪，因为宣誓时双方本来就该站着。这展示了后世的历史著作和视觉艺术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一个事件的理解。因此，我们在把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作为史料进行分析时必须慎之又慎。

就职和宣誓持续了好几天。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代表们于10月26日宣誓，其他省的代表们则在第二天宣誓。1556年1月16日，同样是在布鲁塞尔，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王国及其海外领土的国王退位。^[8]但他一直干涉政府事务，无论是在低地国家时，还是在1556年9月前往西班牙之后。这使腓力二世大为光火，而许多人也因此认为腓力二世还是个傀儡。^[9]

腓力二世在执政初期，乃至整个统治时期，都尽可能地遵循父亲制定的政策方针。但也正是他的父亲留给他一个最大的难题：令人绝望的财政状况。这对腓力二世的内政外交政策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实际上，在查理五世统治的最后几年，国家就应该宣告破产，但碍于皇帝的荣誉，未能实行。腓力二世上台后，立即下令组建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梳理了整个帝国（尼德兰、西班牙王国以及它们的所有领地）的财务状况并提出了最佳重组方案为此，腓力二世决定任命一个代理来编制所有债务、收入和支出的清单，然后对其进行管理，同时还要求该代理留在低地国家。10月31日，腓力二世即刻任命银行家加斯帕尔·舍茨（Gaspar Schetz担任这一要职。但由于腓力二世尚未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人看到了可乘之机。他们主张任命一个永久性的第二代理，该代理也将留在低地国家，但必须是西班牙人，且应握有控制权。腓力二世同意了这些提案，而这给他的尼德兰顾问大臣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项看似优秀的计划很快便流产了，部分是因为授权的分割，更多的则是因为王国内不同地区利益的广泛差异和日常实践的操作难度但是，至少，那些王国的掌权者们现在看清了问题的本质。^[10]

1557年，为了缓解严峻的财政问题，腓力二世将国债利息降至5%。实际上，这相当于宣布破产。^[11]（腓力二世统治期间，还分别于1560年、1574年和1596年三次降息。）所以，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是与三级会议协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方案。荷兰议会已经管理了该省大部分的金融交易。在荷兰省担任行政职务的富商们也出资购买本省债券来为本省提供资金，并对这些债务进行监管。他们高调地行善，期待自己的善行广为人知。安特卫普的银行家们有意从荷兰省为中央政府借债，并要求荷兰议会为利息的支付做担保，^[12]希望借此将荷兰议会的信用与腓力二世破产的国家绑在一起。(www.xing528.com)

在荷兰议会的管理下，荷兰省的收支状况逐年改善。^[13]荷兰议会代表有权自行召开议会。他们反感贸易税，但如果他们认为本省的金融状况有必要征税，也会同意征收什一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通过增加额外税收来帮助中央政府摆脱财政危机。^[14]在尼德兰八十年战争期间，也是荷兰省负担了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开销。所以，荷兰省对中央政府的贷款担保才如此重要。鉴于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糟糕的财政状况，尼德兰发生起义和起义成功的基础已然具备。荷兰议会也明白诸侯们都是贪得无厌的纨绔子弟，对从哪儿筹措资金和如何筹措等问题一无所知。腓力二世曾经这样写信给一位顾问大臣：

你知道我对财政事务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连报告的好坏都不能区分。我才不会费力去理解我这辈子都不曾理解，也不会理解的东西。^[15]

不幸的是，尼德兰最重要的两个省，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情况与荷兰完全没有可比性。虽然这两个省可能更富裕，却有更多的声音阻碍决策进程。这些声音来自城市的行会和神职人员，两者的税收分属于不同体系。此外，大城市把目光投向了周围的乡村，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机构和个人享受免税待遇，对于那些必须纳税的人来说，负担就变得更重了。^[16]

1558年，即宣布国家破产一年以后，三级会议再次召开，这一次是在阿拉斯。在让议会代表相互协商这一点上，腓力二世仍然足够明智。^[17]他希望他们能通过一项流转税，就像他看到西班牙所实施的那样，这样他就能实现收入独立，不用再等待议会批准他每年提交的援助款项。各省代表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拒绝了这项提议。他们打算严格限制腓力二世的资金来源。他们在仿效荷兰吗？三级会议要求对款项的使用进行控制和联合管理。至于腓力二世要求的流转税，他们提议向腓力二世提供为期九年的固定金额款项作为替代。这与腓力二世所希望的统治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但西班牙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案。国王以个人身份向议会提出紧急申诉，但议会没有理会。腓力二世不能再仅仅倚仗君主制独断专行。^[18]值得注意的是，以才华横溢和长于理财而著称的格兰维尔没有向国王说明联合管理财政的优势。这位勃艮第的皇室奴仆只想讨好腓力二世完全同意不再召集三级会议。实际上，不论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君主的立场出发，分摊低地国家财政事务的责任都更有利。但是，在腓力二世的不同领地中，根本没有单独的预算和财务责任这种不透明的财务状况加剧了人们的指控——他们认为尼德兰诸省的利益被当成了西班牙利益的牺牲品。然而，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国也苦苦抱怨，认为他们被迫一直向尼德兰这个无底洞扔钱。

腓力二世在尼德兰期间，布鲁塞尔一直是帝国的首都^[21]。这意味着腓力二世身边的随从和顾问大臣有着国际背景。结果是，他几乎没有时间在尼德兰的管理机构中履行其义务。尽管继位时他本人在场，但此后他即刻任命了一位总督作为代理：公国被法兰西占领了的萨伏依公爵（Duke of Savoy）伊曼纽尔·菲利贝尔（Emmanuel Philibert）。^[19]这样一来，腓力二世就可以专心于国际政治。1555年，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被选为新教皇。保罗四世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态度不太友好，并于1556年在意大利对腓力二世宣战。腓力二世命阿尔瓦公爵捍卫西班牙王室在意大利的统治。他的命令不是针对保罗四世个人，而是针对作为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负责人的教皇。阿尔瓦公爵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棘手的使命。^[20]他对意大利的平定使该国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免受战火侵袭。

在外交政策上，腓力二世最头疼的就是对法战争。他认为，最好是从低地国家展开对法作战。^[22]1556年7月，战争再次升级，腓力二世认为，是时候拜访他在英格兰的妻子玛丽一世了。从1557年3月底到7月，腓力二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驻留英格兰。在那里，他成功地说服英格兰人相信他们的利益也受到了威胁。1557年6月1日，玛丽一世向法兰西宣战。^[23]

腓力二世希望在同年和英格兰军队一起与法兰西人作战，并命令他在低地国家的军队指挥官伊曼纽尔·菲利贝尔先按兵不动，等他带着英军增援抵达再进行决战。腓力二世打算带领自己的军队亲征一次，以证明自己最高统帅的身份。但这对于萨伏依公爵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有利时机。8月10日，萨伏依公爵在圣康坦（St Quentin）取得了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格蒙特伯爵（Count of Egmont）拉莫勒尔（Lamoraal）的领导，正是他率领骑兵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这时腓力二世赶到仅赶上检阅胜利的军队。^[26]他不敢冒险前往巴黎，而是围攻和占领了圣康坦。这是腓力二世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战场从各方面的资料都能看出，他得心应手。^[24]从那以后，他开始在宫殿的书房中指挥所有战斗和围攻。一年后，也就是在1558年，埃格蒙特伯爵取得了对法军的第二次决定性胜利，这次是在敦刻尔克（Dunkirk）以南的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25]这次的胜利部分归功于英格兰海军，是他们从近海炮击并重创了法军。这不是巧合正是在腓力二世的紧急军令下，海军才穿越了那片海岸。

看上去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偏离了本书的主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事件告诉我们，对像腓力二世这样的统治者来说，内政和外交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能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成功恢复天主教的君主，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对宗教问题让步。一位同时兼任其他国家国王的领主身边，常围绕着一个国际顾问团队。在低地国家，本国的国务委员会继续运作，但腓力二世真正倚重的是他的私人顾问或西班牙议会的成员，这激怒了低地国家的官员们——他们的统治者在他们身边，却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代表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指出，我们应理解腓力二世的立场，毕竟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的统治者：距离遥远，帝国之内的沟通有时就需要数周，如果领地内的某处发生了危机，腓力二世实在难以做出迅速而充分的回应。^[27]尽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从腓力二世在布鲁塞尔执政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他可以当场对尼德兰的发展做出应对之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令人费解又优柔寡断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