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瓦公爵的到来和他最初的行动—尼德兰八十年战争

阿尔瓦公爵认为控制低地国家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在他看来，当贵族们反对国王的时候，让几颗人头落地是为王室立威的最佳方式。阿尔瓦公爵是西班牙宫廷中鹰派的一员，他甚至在所谓的圣像破坏运动之前就主张强硬路线。尼德兰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在贵族们提出要求后承诺克制和温和，但国王拒绝了。这激怒了蒙蒂尼侯爵，他愤怒地冲进国王的房间。即便是一直想保持镇静的腓力二世，也被他气得脸红脖子粗。^[1]1566年9月3日，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的信到了，信中说到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被毁的消息。这吓坏了宫廷里的许多人，国王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阿尔瓦公爵自己则被痛风击倒。这是他第一次抱怨命运的不公但后来他还会多次有这样的体验。^[2]

直到9月22日，皇家国务委员会才在马德里开会讨论尼德兰的局势。反对阿尔瓦公爵及其同僚所主张的强硬路线的是一些贵族，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阿尔瓦家族的竞争对手。埃沃利亲王（Prince of Eboli）鲁伊·戈麦斯·达·席尔瓦（Ruy Gómez da Silva）是腓力二世的儿时好友。他是国王手下西班牙枢密院（Spanish Privy Council）的一员，也是腓力二世在低地国家时最重要的顾问。他甚至有“国王戈麦斯”之称。他的阵营被称为“埃沃利派”，而阿尔瓦公爵的支持者被称为“阿尔瓦派”。埃沃利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国王的秘书弗朗西斯科·德·埃拉索（Francisco de Eraso）。^[3]埃沃利派倡导哈布斯堡帝国的分权统治，因此对尼德兰的问题采取温和的态度；而阿尔瓦公爵和他的支持者则认为，帝国应该由天然的权力中心——卡斯蒂利亚的国王腓力二世直接统治。^[4]因此，低地国家的贵族们希望埃沃利亲自来到尼德兰，以温和的手段恢复权威和信任。阿尔瓦公爵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首先，军队需要重建秩序，在阿尔瓦公爵看来这需要执行800次死刑。只有这样，国王才能亲自前往低地国家，扮演仁慈善良的统治者角色，并给予赦免。换言之，要先打一棒子，再给颗枣吃。他们必须杀鸡儆猴，否则意大利的领地也会有样学样地反抗国王的权威。国务委员会派阿尔瓦公爵将他的建议付诸实践。公爵因为耍嘴皮子而得到这项工作，尽管不情不愿，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埃沃利和埃拉索一派为此很高兴，因为阿尔瓦公爵将长期缺席宫廷生活，这有利于他们自己的野心。^[5]阿尔瓦公爵多年来战功赫赫，是王权不可或缺的支柱。现在，经验丰富和值得信赖使他成为重建尼德兰秩序的不二人选。但他的竞争对手却在他离开宫廷之前就开始试图削弱他。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稍后将看到，西方世界最高权力者的代表，事实上却无力镇压低地国家的反抗。

直到1566年底，前往尼德兰的大型远征军才动身。这支部队驻扎在意大利，想要进入低地国家，必须先越过阿尔卑斯山，然后通过中立领土——这项庞大的行动需要数月的准备。就在阿尔瓦公爵准备离开西班牙卡塔赫纳（Cartagena）港前往意大利之前，他收到了埃拉索的最后通知，通知他将分到比计划中更少的兵力，而且他自己的军费也被缩减了。^[6]这说明了西班牙官员之间的分歧是如何让事情变得混乱且烦人的。虽然阿尔瓦公爵不允许自己被这种事阻挠，但他已经开始后悔接受这项任务了。

看一看当今欧洲的地图，我们发现他的路线经过了现在的法国东部：萨伏依、弗朗什-孔泰和洛林。腓力二世时期，萨伏依和洛林是西班牙的盟友，而弗朗什-孔泰则是哈布斯堡的领土。自杰弗里·帕克的经典专著问世以来，这条一直被使用到1622年的“西班牙之路”^[7]变得广为人知了。在这条西班牙走廊的西面，法军密切地关注着局势。在走廊的另一边，瑞士的长矛兵守卫着他们的边境各州，就像一只刺猬在狐狸靠近时为了自保而蜷成一团。阿尔瓦公爵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在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把这个异端的巢穴一锅端，但公爵治军严格，不允许他的军队偏离既定路线一毫米。在路上，他收到了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的来信，通知他不用去了，因为她已经成功地恢复了秩序。公爵对这个消息不予理会；国王已全权委托他做他认为必要的事。此外，他认为玛格丽特（帕尔马的）之所以能够恢复秩序，完全是借他的势狐假虎威。^[8]

图3.1 译自希腊语的《新约》译本，1556年。在埃姆登印刷的许多出版物之一。译者的名字是手写在扉页上的(www.xing528.com)

1567年8月28日，阿尔瓦公爵抵达布鲁塞尔。玛格丽特（帕尔马的）很快意识到谁才是实际的掌权者，因而决定就此辞职。9月13日，腓力二世批准了她的辞职，年底，她离开尼德兰返回帕尔马。阿尔瓦公爵原以为，作为将军，他只需要恢复秩序，然而现在却发现他被任命为总督，不得不承担管理任务。这一任命的意义在于，这是尼德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王室出身的国王代理人。阿尔瓦公爵在到达尼德兰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表现出了仁慈和谦恭的态度，但这只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抓住前反对派的成员。他的计划有一小部分成功了——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被引诱到了布鲁塞尔。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忠诚会让他们垮台时，一切都太晚了，9月9日，他们被阿尔瓦公爵逮捕了。阿尔瓦公爵显然对这件事在国内外引起的轩然大波感到欣慰。大约在同一时间，蒙蒂尼侯爵在西班牙被捕并被关进了锡曼卡斯的国家监狱。

其他的反对派没有这样的麻烦，他们早在局势宽松的时候就旅居海外了：布雷德罗德伯爵亨利留在克莱沃公国（Duchy o Cleves）；1567年4月，奥伦治亲王威廉就经布雷达回到了他在拿骚的祖籍地迪伦堡（Dillenburg）。9月份，亲王给阿尔瓦公爵写了一封信，形式上向公爵臣服。他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装腔作势的行为为亲王赢得了“沉默者威廉”的绰号。当然，这个绰号绝不意味着亲王生性沉默——实际上他非常健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亲王之所以被称为“沉默者”，是因为他死后审判官彼得·蒂特尔曼斯说过（原本是用拉丁语说的） ，“如果精明的威廉逃走了，欢乐将是短暂的”^[9]，而“精明的”（astutus）一词被错误地翻译成了荷兰语的“沉默”。奥伦治亲王的敌人蒂特尔曼斯原本打算借此诽谤亲王的性格，没想到后来这个绰号反而逐渐得到了积极的解释，特别是在19世纪——似乎正是亲王的寡言少语使他成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实际上，亲王在有生之年，从未被称为“沉默者”。^[10]

除了这几位主要的领导人物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信奉新宗教的普通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去了邻国，也就是德意志和英格兰，并在流亡过程中定居在诺里奇（Norwich）、埃姆登（Emden）、克莱沃、法兰克福和海德堡等地。在一些地方，他们的人数极多，甚至超过了本地人。但是他们也用人口和专业技能，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他们还成立出版社，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宗教和政治作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埃姆登成了主要的出版中心，在1554年至1574年间出版了200多本书。^[11]被荷兰人称为“诺德韦克”的诺里奇也出版了许多书，包括荷兰语的《海德堡教义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12]

除了这些想在海外侨居地继续实践宗教信仰、从事专业工作的守法公民之外，还有一些人在佛兰德的森林或公海寻求避难：他们就是“森林乞丐”（bosgeuzen）和“海上乞丐”（watergeuzen）。他们被迫以非法手段谋生。森林乞丐通常是政府的猎物，政府的势力在陆地上很强大，这致使他们在1568年之后几乎不成气候。^[13]而海上乞丐则标志着一个根本性变革的开始。历史上他们被视为一群粗鲁的人，事实上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贵族到乞丐。作为海盗，他们靠截获船只生存，包括他们本国人的船。而一旦落入保皇党手中，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要么是被绞死在绞刑架或桅杆上，要么是被运往布鲁塞尔进行审讯和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