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除夕，千家万户，“总把新桃换旧符”。祭门神的习俗，先秦便出现了，当时被列为“五祀”（通常指祀门、户、井、灶、中霤）之一。汉代开始，门神有了具体的形象和姓名，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鬼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在南阳汉画像石墓门上，可以看到绘刻的神荼、郁垒形象。这说明在汉代，以神荼、郁垒为门神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了。门神的形象在汉代是用桃木刮削制成的，蔡邕《独断》中说，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枝叶茂盛，盘根错节，树冠蟠曲覆盖达三千余里，在树枝东北有鬼门，是世间万鬼出入的必经之门户，神荼、郁垒居其门，见到害人之鬼，就用苇索捆缚，令虎吃掉。因此汉代人每到除夕，便削桃木神荼、郁垒二人的形象立在门上“以御凶”。同时在门上悬挂苇索，供神荼、郁垒两门神缚鬼喂虎。传到六朝，变为在桃木板上写神荼、郁垒两人的名字，挂在门上，称“仙木”或“桃符”。“桃符”上的门神形象，除神荼、郁垒两位神话人物外，还有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勇士，尤其因为唐太宗的一个传说，使秦叔宝、尉迟敬德二位大将成了武士门神的代表。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门神二将军》，唐太宗患病，夜听寝殿门外鬼魅呼号，致使不能入睡。唐太宗将此事告知群臣，秦叔宝、慰迟敬德二员大将自愿戎装守门。太宗果然未受惊扰。太宗遂命画二人图像，挂于宫门左右，镇鬼驱魔，平民百姓多相仿效，逐渐形成以武士为门神的风俗。盛唐以后，又因唐玄宗卧病梦大鬼钟馗事，钟馗击鬼图又被贴在门上、壁上，成了门神之一。其实，钟馗捉鬼信仰的产生还是得从上古的典籍中去追寻。《周礼·科官考工记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玄注：“终葵，椎也。”可见，终葵是古代用桃木作的一种椎。古人在举行大傩仪式时，挥舞终葵驱鬼。久而久之，在人们心目中，终葵就成为驱鬼的象征，并具有了辟邪的神通。正由于终葵有如此神力，于是，魏晋隋唐时期，常有人以钟葵为名，并虚构出一个捉鬼的钟馗来。所以明代学者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三《钟葵·钟馗·终葵》条认为：“俗传钟馗起于明皇之梦，非也。盖唐人戏作钟馗传，虚构其事，如毛颖、陶泓之类耳。北史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后世画钟葵于门，谓之辟邪，由此傅会也。……”门神的原始意义在于驱鬼辟邪，但随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驱鬼的色彩逐渐减弱，却增加了祝福喜庆的含义。并随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集聚，中国民间也将财富神化，衍化出财神，许多地方又在除夕晚上请财神，把财神画像贴在门上，让它来守财，代替了驱鬼的门神。
“桃符”门神到唐玄宗令吴道子作钟馗捉鬼图像贴在门上，这一画一贴，“桃符”起了质的变化，五代后蜀亡主孟昶在一年除夕，又发明创造，在桃符板上写了两句联语：“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这两句联语的妙用在宋代迅速普及，《梦梁录》记除夕夜“钉桃符，换春牌”，《宋史·五行志》也载，每当除夕，“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点，置寝门左右。”很快，纸制春联代替了“桃符”，《燕京岁时记》云：“春联者，即古之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明清诗文中也时见桃符字样，实际上，已经成为纸制春联的雅称了。(www.xing528.com)
接来灶神，贴上门神，请过财神，当然不能忘掉其他众神，更不能忘记祀祖，腊祭合祭百神的传统，最典型地保留在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地桌”上：“每届除夕，列长案于中庭，借以百分。百分者，乃诸天神圣之全图也。百分之前，陈设蜜供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谓之‘全供’。供上签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宝等，谓之供佛花。及接神时，将百分焚化，接递烧香，至灯节而止，谓之‘天地桌’。”（《燕京岁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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