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关中东府：粟特人的踪迹与活动

韩城地处关中东部，是长安通往中国东北方向等地的重要通道，不但在军事地理上极其重要，而且在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上十分瞩目，因此中古时期，也是来自丝绸之路的西域胡人包括粟特民族在汇集于长安之后，然后再向中国更广远的腹地继续深入的路径。

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粟特族名的是前秦建元三年（前367）所立的《邓太尉祠碑》，其中记载有前秦冯翊护军所统诸部落的名称：

大秦苻氏建元三年，岁在丁卯，冯翊护军……（笔者略）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治夏阳。

夏阳，即今之韩城，这条记载证明当时渭北地区包括韩城等地就有粟特部落的活动。另外，《魏书》卷四一《源子雍传》也记载：“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守锯谷，断罂棠桥，子雍与交战，大破之。”锯谷，唐长孺先生考证为：“按《太平寰宇记》卷二八《同州韩城县》有崌谷水，在县南一里，注于河，其地正是冯翊护军所属。”这条记载中的康维摩，即是粟特姓氏，据马长寿先生推测，此粟特康姓一族，为由蓝田迁徙而至冯翊的，《晋书•姚兴载记》透露世居蓝田的粟特人康宦驱略白鹿原氐、胡数百家奔上洛。也就是这说粟特胡酋率众在渭北地区仍然还有活动。

2000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北出土《安伽墓墓志》，题为“大周大都督同州萨保安君墓志铭”，由此可知，安伽实为北周大象元年（579）以前的同州萨保，同州即今陕西大荔。“从萨保一词可以推知，在北朝末年，同州地区仍然有从粟特地区迁徙而来的粟特人形成的聚落，安伽墓出土的围屏石榻上，形象地展现了他们的生活情形。”

中国古典艺术中，戏剧的综合性就是这种艺术体上体现的交融，是文化交流的象征。粟特主要是闻名于丝路之上的经商族群，但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特征鲜明的艺术：胡乐、胡舞，以及大量的必要的艺术人才。这些音乐、歌舞艺术催生了中国的戏剧艺术在唐代的巨大发展。

中国戏剧在唐代获得的发展，尤其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体制阔大的歌舞戏，粟特人带来的音乐和歌舞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首先，粟特人居留长安，在唐人眼里，他们兴贩发财、资产雄厚、歌天酒地，奢靡的生活中，乐、舞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这些除大量为人们熟知的唐诗有反映外，敦煌文书中也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文明判集》第1114—1126行记载：(www.xing528.com)

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产巨富……婆陀闟阛商人，旗亭贾竖，……绮毂缤纷，……梅梁桂陈，架向浮空；绣桷雕楹，光霞烂目。歌姬舞女，纡罗袂以惊风；骑士游童，转金鞍而照日。

这样的生活，映射的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

其次，胡乐、胡舞纷至沓来，《旧唐书•音乐志》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旧唐书•音乐志二》）。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安国乐与康国乐，隋代已把这些音乐列入官方正式国乐之中。《隋书•音乐志》中记载：

康国，……歌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拨等四种，为一部。……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铜拨等十种，为一部。

在唐代所见的粟特舞蹈中，以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为代表，唐代的文献、出土的考古资料多有反映，兹不举。

其三，粟特乐人，享誉长安。仅《乐府杂录》记载的就有：“歌者条”载元和、长庆以来，有米嘉荣、何勘；“俳优条”载弄参军有曹叔度、弄婆罗门有康乃、石宝山；“琵琶条”载贞元中有康昆仑、曹保、保子善才，其孙曹刚；咸通中有米嘉荣子米和；“筚篥条”载大中以来，汴州有史敬约等数人。

正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外来艺术激发和催生了本土艺术，戏剧正是这样一个吞吐吸纳的熔炉。毋庸置疑，中国戏剧是一个文化交流与有机融合的象征。“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左传•隐公元年》）。 2009年3月发现的韩城宋墓壁画就是这样生动地记录了一次空前的文化交融活动，它穿越时空，散射无穷魅力，由地下空间穿越千年位移地面，并且将深深地铭记于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