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毛泽东：以身殉志，伟大不胜言

叛逆、挑战和造反，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胜利，是把主体的理想化为现实，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但历史上达到这种目的的挑战者，毕竟是绝无仅有，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失败以及失败时的不同选择。怎样处理，怎样对待斗争生活中的逆境，在毛泽东看来，是验证他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

他欣赏一种人：有骨头的人。

他最看不起一种人：中途变节的人。

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演讲时，毛泽东说，参加共产党，我们就要为抗日子到底，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干下去，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每个人在政治上不要开小差，将来在其他地方见面的时候，可以见得面，就是可以见得江东父老……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接着又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还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杀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西路军血染黄沙西域，是红军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也是极其悲惨的一幕，革命者的不屈意志，获得辉煌的展现。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特别称赞当时任西路军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说他在西征失败后，不换军装，即使要饭，也坚定地带了几百人回到延安——他就喜欢这样的人！这，是不是也透露出毛泽东的人格选择呢？

经历过60年代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赫鲁晓夫雪上加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往事；不会忘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向中国讨债，周恩来伸出一个指头“一年还清”的往事；更不会忘记周恩来率代表团退出苏共“二十二”大提前回国时，毛泽东驱车到机场亲自迎接的往事。这在毛泽东是绝无仅有，那是怎样的一种自信和骨气啊！

同过去一样，中国的事只能靠中国人来办，依赖别人，迷信异国，腰杆总是弯的；而弯下的腰杆，则永远走不出笔直的路！中国人必须根除奴隶性，毛泽东再次发出切肤之痛的号召。

倒霉的贾桂成了毛泽东眼中的奴才典型。这个在京剧《法门寺》里随侍大太监刘瑾左右，极不起眼的小角色，别人给他让座，他说：“您倒甭让，我站惯啦。”就是这么一句台词，激起毛泽东的义愤。他在大会上呼吁：“要割掉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作风！”甚至在文件批示中也要来上一笔：“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中苏论争拉开序幕。1964年，他告诉带来苏共中央批评中国信件的特使：“别着急，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这正是他自己说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人们所面临的，无非是生与死这两个选择。而毛泽东推崇和倡导的是以身殉志，并总是那样溢于言表。

《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记载，徐有功刚直重法，“民眼其恩”。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由于酷吏周兴的诬陷，被罢了官。后来女皇武则天重新启用他为左肃政召侍御史。召书下来，鉴于宦海凶险，徐有功辞让说：“臣闻鹿走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以死矣。”意思是，自由欢快的野鹿虽然在山林里奔走，但终究难免成为厨子们案板上的肉，我太耿直，皇上却让我去执法，这等于是让我坐着等死呀！对这消极的人主观和宿命论观点，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他批注道：“命系庖厨，何足借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这个批注，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仁人志士们为正义事业和伟大志向奋斗终生的事迹，表示了由衷的敬佩，高度评价他们“以身殉志”的崇高精神。哪怕“命系包厨”，如果为了自己的理想，也“何足惜哉”？毛泽东为自己，也为民族画出一面心灵的旗帜！

于是，一个“革命者的寓言”开始流传。

人们熟知，在1945年“七大”闭幕词上，毛泽东专门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来，他干脆就把自己的闭幕词取题为《愚公移山》。毛泽东一生似乎都把他的事业视为挖山，而他就是那个带领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因此，这则寓言时常成为他教育人们树立必胜信念的语言素材。仅据有文字记录可查的材料看，1938年、1939年，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他就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明确说，“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www.xing528.com)

到晚年，他也津津乐道这则寓言。五六十年代，接见外宾时，他经常讲述这个故事。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他又提起：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刨平的一天。

“干到底”的心理气势，挥发出一种自信、顽强和高傲的人格力量，透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的血性品质。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毛泽东的政治思维中，存在着一个奇妙的逻辑，被他认为是反动的人和事，他越有兴趣；越是敌人反对的，他越坚持；越是顽固和强大的对手，越能激起他挑战的欲望。

1958年3月，在接见美国来访者时，他出其不意地开着玩笑说，希望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他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为什么呢？因为杜勒斯作为国务卿，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对我们很有用处”。因此，毛泽东说自己“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还有杜勒斯及其同伙“正做着他所能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发生在1958年8月的金门炮战，被称为台湾海峡危机，是一场智慧的较量。国外的反应异常强烈。特别是美国。

10月2日，毛泽东同苏联东欧六国代表团谈话时，谈到金门炮击，说：“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

毛泽东对这场炮战，看得似乎比较轻松。对蒋介石，是不在话下。对西方的反映，毛泽东把他们的攻击，看成是一种“教员”行为，甚至还“感谢”他们。

1960年6月，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压迫各族人民，不见得是坏事，还是好事，他谈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4年3月1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宣称：“对于那些反对者，我经常感谢他们帮助我。他们给了我许多封号……这些封号我一听就高兴，原来我还值得人家骂。”

1965年1月，在接见斯诺时，他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还表现出遗憾来，他说：“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惦记他的。”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又爽朗地笑着对尼克松说，在你们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因为“我喜欢右派”。然后，又开心地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英国的首相希思是右派，联邦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恰恰相反，“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总之，越硬的骨头，越是要啃；越是反动的事物，越有刺激；越是强硬顽固的敌手，越能激发战斗意志；越是窘迫的逆境，越发进取抗争；越是黑暗，光明的前景到来得越快……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以他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念和非凡的自信为基调的，即：两极相通，物极必反，在一极向另一极的转化中，毛泽东始终相信自己代表的一方和从事的事业，终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