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公平的国际政经新秩序的建立：资本的时空界限及历史意义

资本的全球积累使市场经济的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65]大工业推进了世界性的文明交往,也把一国之内资本的矛盾推向全球。大工业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6]。世界市场的形成实现了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统治,这种统治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消除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67]《共产党宣言》诞生的时代正值民族国家时期。20世纪70年代资本开始了全球化的布局,哈特、奈格里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日渐衰微的时代:“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有效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国家已被击败而公司现在正统治着地球。”^[68]此时,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过时了,起初为了防范资本侵占的努力都会被指责为故步自封。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在全世界的空间内布局分工和交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全球配置着资源,此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具有了国际性。各个民族国家都成为资本全球市场的一个部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各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

资本在全球的积累要求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保护策略的新的全球秩序。民族国家时期,资本依赖国家力量的均衡,甚至军事霸权等手段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的秩序,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从17世纪国际秩序形成以来,全球秩序都是由经济政治实力强大的大国掌控,弱小的国家总是被迫牺牲自己的利益。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开创了民族国家平等地解决国际争端以来,人们又不断建立了各种体系和国际组织,包括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和联合国。表面看来这些组织都是倡导通过会议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但实质上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的地位下,按照少数大国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在经济上形成不合理的生产体系,不等价的交换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受到少数垄断资本的支配,资本主义在国际生产和垄断中都占有霸权地位。旧的国际秩序不能解决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急需建立保证广大民族国家公平竞争、平等交往的新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就发表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宣言,但是四十多年来,世界秩序仍然是在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加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全球化是没有疆域的,但是却是有等级的,全球体制呈现出金字塔的形式。在金字塔顶的是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的霸权国家;第二层是对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起足够影响力的国际机构组织;第三层是附属的或者小的民族国家。在这样的全球体系中,美国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导地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试图建立一种以美国价值和利益为核心和主导的世界秩序。国际经济和政治仍然是由强国发挥决定性作用,只不过这种强权作用是通过跨国企业来执行的。

建立以“和谐世界”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基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上的各种国际机构和组织并不能对跨国家交往行为起到规范作用。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形成与此相匹配的,通过政治活动行使的政治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权力中心依赖并服务于经济的中心,依附于资本的全球权力。面对资本逻辑在全球空间的胜利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限制经济的全球性扩张,回到民族国家领土控制范围内;另一种是废除将资本逻辑作为最高原则的做法,以人类的生存为最高原则,将经济和政治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服务于全世界人类的和谐发展。第一种方法完全否定资本逻辑对人类进步的重大意义,是历史的倒退。第二种方法就是说必须回到《共产党宣言》要求的“消灭私有制”,这在资本已经统治全球空间的今天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一定有一个时刻,再占有和自我组织到达一个临界点并形成真正的气势”^[69]。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路径,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设想实现的可能性。

国家之间和非国家之间的国际组织或联盟是对抗资本统治,实现世界和谐的有益探索。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民族国家的政治脱离地域边界走向联合。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能力范围,例如疾病的传播和控制、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全球气候的变迁、自然资源的枯竭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威胁着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也是全球的公共性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袖手旁观。全球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各民族国家相互协调合作,在合作过程中达成协议和各种国际组织,并通过国际组织执行协约、条款,促进全球共同目标的实现。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联合起来积极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否则就很难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平等地分享市场机会,也难以推进国内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分享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丰硕成果,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一直受制于其中的不公正待遇。随着我国经济和国力的提升,既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不能充分反映我国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我国需要积极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我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面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被国内外学者证明是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能消除我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不平衡地位。我国众多行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依赖使自身工业化发展缓慢,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因此,我国提出“和谐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通过与发达国家保持稳定良好的经济政治关系,维持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同时积极探索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道路上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地位。我国和其他逐渐壮大的新经济体,越来越成为世界重大问题的重要参与者,从G8到G20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不仅表明国际问题越来越需要各个国家的联合,而且表明中国等新兴的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拥有了同发达经济体同等的对话权。在2003年的坎昆会议上,中国、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抗议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要求废除不公平的农业贸易政策,最终改变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可见,民族国家团结起来,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注释】

[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2]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5]同上书,第47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0页。

[7]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56页。

[8]Adam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3.

[9]同上书,第14页。

[10]同上书,第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1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16]同上书,第6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18]同上书,第147页。

[1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2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23][德]格奥尔格·西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6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26]武克全:《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2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31]同上书,第305页。

[32]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G.Roth and C.Wittich(eds.),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45.(www.xing528.com)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6页。

[3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35]同上书,第29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37]同上书,第6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1页。

[4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43]A Ross and Al Fausbell,“Towards a Realistic Jurisprudence:A Criticism of the Dualism in Law”,in Einar Munksgaard,1946(1),p.295.

[4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45][美]克鲁斯克等:《公共政策词典》,唐理斌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4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页。

[47]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xxv.

[4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49][德]格奥尔格·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59页。

[5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51]同上。

[5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53]同上。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57][法]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吴良建、方廷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3页。

[58]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59][英]G.A.柯亨:《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6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2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6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4页。

[66]同上书,第277页。

[67]同上书,第291页。

[68][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5页。

[69][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