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款的表述似有异议，因为“监督”应该主要是来自外部的，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环境卫生主要的管理主体和责任主体，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的，只能由社会，或者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监督。因此，建议删除第一款。
第2款中的“投诉”用词不当，因为“投诉”主要针对的是个人利益受损因此向有权处理的部门（单位）进行的投诉。但此处表达的显然是非受害人面对市容环境卫生领域的问题或违法行为时应该怎么做，因此，建议把“投诉和举报”改为“检举”即可。
●本文为李永宁教授于2017年5月20日应榆林市人大邀请，为榆林市起草的首部地方性立法撰写的修改建议，同时参加了5月26日的修改讨论会。
[1]陕西省人民政府2007年1月通过并公布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公布的秦岭森林覆盖率为56.3％。
[2]张超：“太白山景区下雪，游客感受‘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载《华商报》2015年10月8日。
[3]“秦岭成为世界濒危动物的乐园”，载《陕西日报》1999年7月22日。
[4]关于秦岭的森林炭汇，由于信息不对称原因，我们找不到有足够说服力的研究数据，所以，此处的说明性文字基本是概念解释性的。当然，按照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需要，以及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也为了秦岭地区的环境保护利益，鼓励开展秦岭生态系统功能研究将是很必要的任务。
[5]造林司（气候办）：“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网”，载http：//www.forestry.gov.cn/thw/1861/content-784105.htm l，2016年1月1日访问。
[6]“森林是氧气的制造厂”，载《新农业》1982年第11期。
[7]呼照征、张燕、陈喆：“关于陕西省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载《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8]陈红梅、冀晖：“陕西国家级贫困县别墅林立，村民担心耕地被占”，载《三秦都市报》2012年4月28日。
[9]林琳、王皓：“秦岭遭遇前所未有开发破坏，生态忧虑几何？”，载《陕西日报》2014年7月9日。
[10]政府审批山区采探矿，一般不允许在“可视范围”开采，所以，采矿点一般都选在“不可视”的远山区，远离浅山区。此种做法明显有“掩耳盗铃”之嫌。
[11]地球表面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约需要300年或更长时间。(www.xing528.com)
[12]《京都议定书》第12条。
[13]陈锋：“以罚代管就是放纵污染”，载《陕西日报》2013年7月8日。
[14]张灵俐：“近三十年来生态移民研究综述”，载《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5]李永宁：“论生态补偿的法学含义及其法律制度完善——以经济学的分析为视角”，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
[16]武盾：“成为国家水源地后，陕南发展，路在何方？——陕南三市应成为国家‘生态保护补偿’的核心地区”，载《陕西日报》2014年8月29日。
[17]姜文来等：“国有自然资产流失探析”，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4期。
[18]根据《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质保护行动方案（2014年～2017年）》第3～4条整理。
[19]乔佳妮：“‘十二五’陕南百万移民搬迁无一户因灾受损”，载《陕西日报》2015年10月29日。
[20]关于移出地选择，普遍认为山区宜居地方稀缺，所以，移民基本安置在村镇附近，很难判断不会再次移民。根据我们调研的情况，柞水县作为一个主要的山区县，“九山半水半分田”，但仍然在县城周围兴建了大量别墅，充分说明把移民安置在大的乡镇政府所在地，甚至县城都有很大的空间。
[21]“为什么规定25度以上坡耕地要退耕”，载《草与畜杂志》1986年第2期。
[22]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课题《我国旱灾防治法律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XFX013）。
[23]此修改意见是2015年11月14日陕西省、西安市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召开的专题讨论会的整理稿，由梁欢、张晓丽、张二荣负责记录整理，李永宁教授进行了认真修改。参与的专家主要有：李永宁、李集合、韩利琳、李霞、田义文、刘莉、王继恒、丁岩林、郝少英、黄政、李雅萍、王兆平、李军波、吴胜利、纪胜利、李亚菲、陈娟丽、戚岳汉等专家学者。整理时未注明专家个人具体意见。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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