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的概念本身在哲学上并不占据重要的地位。几千年来，在众多哲学流派中，认同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还是居于主流。何况，许多哲学家甚至明确表达过生物进化的思想。然而，在科学上确立进化理论，对哲学而言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尤其是进化论对于神创论的打击，让一些唯物主义学派为之雀跃。
进化论也让一些繁琐庸俗的哲学观点没了容身之地。我们时不时就遇到有人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来故弄玄虚，比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回答先有鸡，那么第一只鸡是哪里来的？如果回答先有蛋，那第一颗蛋又是哪里来的？
在进化论提出之后，解答这样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其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那就是先有鸡。第一只鸡是哪里来的？由野鸡进化来。野鸡又是哪里来的？野鸡是由其他物种进化来的。在进化过程中，野鸡选择了卵生的繁殖方式，这样才有了蛋。
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的影响更为深刻深远。自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后，宗教界更看重《圣经》教义，《创世纪》中有关上帝造人、造物、造世界的条文因此有了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却给了这个说法致命一击。人会说话、小鸟会飞，都是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这里没有为上帝留下一点行为空间。
然而，宗教对此并非无还手之力。宗教界人士试图修改关于上帝造人的表述，并不是把上帝造人看成一个一天即完成的活动，而是看成一个长期的过程。自然选择，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神意”的体现。
宗教界更值得重视的改变还在于，他们宣称上帝完全从诸如造人这样的具体活动中退了出来，上帝只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的灵魂的安详、关注拯救人所面临的苦难。人们也意识到，如果任由自然选择的学说泛滥，那么，整个人类社会难免会沦为“丛林法则”的牺牲品，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的齿爪上都染着鲜血”（后文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一步加以说明）。因此，对于生存竞争这样一个种族繁衍的自然现象，必须要有一种提倡善良或美德的道德秩序予以平衡。在这个问题上，宗教比科学更有用武之地。
这是一种更文明开放的态度。宗教教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时代的进步同样处于进化过程中，其内涵也充分考虑自然科学的成果。有一种说法，即根据科学成果完善和修改教义，同样是神的启示。如此，上帝依然保持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
进化论的社会影响极为广泛，尤其是与日心说相结合后，从总体上促进了人对于自身的正确认识。人生活在宇宙这个大系统内，不过是整个进化阶梯中的一员，所以，人不是宇宙的征服者，更不是宇宙的主宰。如果人要想在这个宇宙系统中生活得更好，就必须与系统内的其他成员和谐共处。(www.xing528.com)
按照这个思路，今天许多有关生态环保的理念的提倡就显得十分必然了。同样，人与人之间，包括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政治或宗教信仰的人之间，应该和谐相处。这里没有谁应该消灭谁的问题，而是应该同心协力，共建美好的人类大家园。
进化论这一科学思想给人启迪，为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科学思想的误用和滥用，恰如科学成果的误用和滥用一样，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达尔文进化论中有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就被一些学者照搬到人类社会领域，用来描述、解释，甚至指导人类社会的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他把社会也当作一个有机体，因而，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比拟，不仅存在进化的过程，也同样遵循进化的规则，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达尔文进化论在人类社会应用的一种社会理论，但其造成的后果却非常恶劣。一些种族主义者把这一理论作为哲学基础，认为人种也存在优劣之分，高端的人种理所当然地统治和奴役低端的人种。而对于那些处于“食物链”末端的人种，更是应该予以肉体消灭，如此，才能使整个人类社会更加优秀，进步更快。
社会达尔文主义经严复的介绍进入了中国，严复此举的目的在于警醒国人，必须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否则，中国人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在百年前就对此有过深刻的思考。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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