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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教育财会改革研究成果

时间:2023-08-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还远远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势在必行。发展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财力不足,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一矛盾,仅靠政府办高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这是面向社会的实际需求、运用市场手段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严重短缺的有效措施之一。

加速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教育财会改革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还远远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势在必行。发展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财力不足,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一矛盾,仅靠政府办高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的比例,作为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目标。据预测,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22岁)的高峰期为2006—2010年,其中2006年为11 687万人,2007年为12 344万人,2008年为12 910万人,2009年为12 681万人,2010年为11 891万人。按毛入学率15%计算,中国2010年高等教育在校规模将达到1 784万人左右[11]。如果按每个大学生每年运行经费1~1.3万元计算,则每年要投入1 800~2 300亿元人民币,另外至少还要投入2 000亿元建设费。如此巨大的教育投资,仅靠国家投入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依据“谁受益谁投资”或“谁投资谁受益”的等价交换原则,建立起多元化的教育投入新体制。多元化的投入体制除了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外,还应采取多种手段与途径来提高家庭、社会力量在教育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共同负担”的新机制,使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从不承担教育发展义务,却享用教育资源与教育成果的无责任状态中摆脱出来”[12]。从前面的分析和论述来看,在国家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提高一般学生和家庭教育成本分担比例(即提高学生学费标准)的空间已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在高等教育投入政策选择方面只有突破思路,才能解决高等教育加快发展与投入有限之间的尖锐的矛盾。

我们应当从目前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与可能提供的高等教育之间突出的供需矛盾中看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卖方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我们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一“卖方市场”的条件和优势,不仅能缓解高等教育及教育经费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还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发展战略的眼光来看,利用高等教育“卖方市场”的优势,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将是一条重要的出路。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高等教育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办学的新体制。“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高等教育法》在“总则”中指出,“国家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国家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就给高校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依据。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正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的生长点,而发展民办教育则是办学体制多元化的关键

民办(或称“私立”)高等教育是相对于国有(亦称“国办”或“公立”)高等教育而存在的,也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兴办和主管以外的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举办的高等教育形式。民办高校的出现可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缓解教育经费难堪重负的尴尬局面,可让国民有更多的选择教育投资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改变国家通过考试用分数选拔少数人享有高等教育的状况。这是面向社会的实际需求、运用市场手段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严重短缺的有效措施之一。民办学校改变了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积极推动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教育改革朝着多种所有制、多种办学形式的现代化方向迈进。目前,我国民办高校还刚刚起步,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1999年,教育部承认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有37所,在校生3.5万人,分别占公办高校数与在校生数的2%和0.5%;另外,还有高等学校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157所,在校学生近12万人;不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高等教育机构1 300多个,基本属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考辅导机构,在校学生1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办学校没有要国家财政经费投入,而是采取举办者投入、境外捐助、收取学费、校办产业及服务收入等方式,从社会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民办学校改变了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积极推动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教育改革朝着多种所有制、多种办学形式的现代化方向迈进。

我国的民办高校与世界各国的民办高校相比,无论是数量和规模上,还是质量和水平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还蕴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国际性的趋势是,国家允许并鼓励建立私立高等学校(指私人对学校拥有所有权,而不是私人投资到公立学校),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和壮大是世界大趋势,是国家办学的重要力量,是实现高等教育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私立学校在许多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目前在规模和数量上均在扩大和增加。在那些依赖公立学校的国家和地区,私立学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据199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印尼高等学校中民办的占86.6%,学生占66.7%;韩国民办的占82.2%,其中初级学院学生占95.9%,大学生占74.8%。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其民办高校所占的比重历来很高,日本1992年时四年制大学中私立学校和学生的比重分别为73.4%和73.3%,1994年两项比重分别为73.6%和73.4%,在全国四年制大学前25名的排名中,私立大学占23所[13]。目前,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私立高等教育也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俄罗斯非国立高校占俄罗斯高校总数的40%。据统计,从1995年到1998年,俄罗斯非国立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从11万增加到25.1万人,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公立高校。东欧一些国家如捷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4国私立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从1990年的不足1.2万人增加到1997年末的32万余人,7年内增长25.7倍。罗马尼亚和波兰私立高等学校人数占公立高等学校人数比重分别为26.6%和24.5%[14]。在美国大学中,私立大学占绝对优势,其发展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美国私立大学在高等教育中的结构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私立高校比公立高校多,但私立高校一般招生较少,若论学生人数,还是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多。1996—1997学年,美国共有公立高等学校学生1 109.2万人,私立高等学校学生316.9万人,私立高等学校人数占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重为22.2%。美国现有1 400多万大学生,高等教育中适龄青年入学率1980年为56%,1995年为81%[15],私立大学为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不少是私立大学,其中世界一流学府、顶尖级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大批令人仰慕的大学就是私立的。就1990年、1995年美国名牌大学排行榜看,前10名均为私立大学;前20名内,私立大学分别为15所、17所,私立大学占绝对优势,公立大学呈下降趋势[16]。从世界许多国家举办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来看,民办和私立高校的蓬勃发展是补充教育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由政府投入不足而形成的高教发展“瓶颈”现象。

面向21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大发展,增加投入是关键,体制改革是核心。实现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既是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的形势对我们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十分有利,在我国加快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大有可为。在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要根据需要和可能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朱镕基总理强调“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不走各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他号召“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认真贯彻国务院对于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今后3年至5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制定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办教育和民办学校发展的优惠政策。”这就为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大力发展我国民办高校指明了方向。举办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准备条件。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社会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使国有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据预测,到2000年以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将“三分天下”。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企业界及一些私营业主和民间团体,已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有眼光的企业家和各界人士看好高等教育这一极具开发潜力的朝阳产业,对举办民办高校具有相当的热情和创造性。

前面我们论述到中国有近6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其中20%的人拥有60%的存款,如果在这20%的人拥有的近3.6万亿存款中有1%用于举办民办高等教育,则投入将是360多亿元。由此看来,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无疑是一条宽广的增加教育投入的途径,它将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1世纪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将在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人按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预测,我国可能在2005年左右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届时普通高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将达到500万人,成人高校360万~400万人、民办高校180万~200万人,中心城市大学100万人。每年各类高等学校招生人数300万人,占适龄青年人口的15%左右[17]。早在1988年有人就建议将现有的公立大学部分改制为“国有、民办、公助”的民办大学,改制后的民办大学的学生为自费生。他对这种高校改制后的效益作了如下分析:目前,我国有1 000多所普通高校,320万在校大学生,如果有30%的高校改制为民办大学,即有96万公费生改为自费生。假如生均培养费每年为1万元,自费生按80%缴学费,即每生每年缴8 000元,国家按培养费的20%贴补民办大学,即每生每年贴补2 000元,96万自费生国家每年贴补仅20亿元。但如果不改制,96万大学生,国家要投资96亿元。由此可见,国家通过改制可减少投入76亿元。如果把76亿元用于扩大公办学校的规模,按每生8 000元拨款计算,每年则可以多招收90万大学生[18]。如果到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到500万人,其中普通民办高校学生占25%(与世界相同国家比,属于较低水平),普通民办高校在校学生将达到125万人。假定每个民办学生平均每年收费1.2万元,那么,将增加对教育的投入150亿元,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的战略眼光,重视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对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的政策选择中,从目前的情形来说,加大政府的投入,是政府应尽的义务,是首要的选择;受教育者适当承担教育成本,并根据现实支付能力适当提高标准,这是受教育者应尽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有可为,这是势在必然的发展性选择。在我国,对教育投资政策除了上述主要选择外,广泛依靠人民充分调动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集资办学、挖掘学校潜力开展社会服务和兴办校办产业以及积极利用外资支持教育的发展,也是当前情况下解决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经费不足的补充性措施。

原载《教育财会研究》2001年第5期,收录于闵维方主编:《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教育经济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2002年第2期全文转载。

【注释】

[1]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2]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9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4]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5月4日),《科教兴国动员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5]王善迈:《市场经济中的教育资源配置》,载《方法》1996年第3期。(www.xing528.com)

[6]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3—1999)》计算。

[7]李文利、魏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与合理的学费水平》,载《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3期。

[8]梁希民:《关于教育启动消费的几个问题》,载《教育与经济》2000年第1期。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10]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345页。

[11]谢作栩、黄荣坦:《20世纪下半叶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研究——兼21世纪初高等教育发展预测》,载《教育研究》2000年第10期。

[12]张铁明:《教育产业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13]转引自张学知:《高等教育社会化与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14][美]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学院:《国际高等教育》,1999年夏季,No.16。

[15]《世界银行1998年报告》。

[16]明娜:《美国高等院校排座次》,载《世界知识》1992年第6期,第9页。《1995年美国大学前20名排表及统计数字》,载《比较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第56页。

[17]史朝:《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探讨》,载《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

[18]杨德广:《改制是高等教育走出困境的出路》,载《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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