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中国伦理学史》曰：“盖至舜而吾民族固有之伦理思想，已有基础矣。”[1]蔡先生对舜帝孝道伦理，是持肯定态度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多家伦理思想史著作均秉承此论[2]。钟泰先生则在章太炎先生《孝经本夏法说》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孟子言孝，首推大舜”，“使尧舜之事为不妄，孝治天下之说，固有先乎夏世者矣”[3]。汪受宽先生《孝经译注》认为“至迟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孝的概念”[4]，对舜帝孝道亦抱认同看法。张祥龙先生更自孝意识的时间分析角度入手，指出舜帝“能够顺利地从儿时的孝情过渡到少年、青年时的孝意识，其间无大的断裂，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5]，其阐论方法、思路较之此前可谓新颖独特。康学伟先生认为“尧舜之时已有了以孝化民的事实”，“尧舜时代已将孝作为家庭之礼来推崇，用以教化百姓，使家庭和睦稳定”，“我们有理由认为，虞舜孝亲的传说是历史中确乎存在的”，“诚然，关于虞舜孝亲的众多传说，不一定全是事实，很可能含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为了现实需要而粉饰古人”，但“不难看出，其中究竟还是表现出了真实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不可能完全是编造的”[6]。侯希文先生亦认为，尧舜时代“包括‘孝’在内的‘五教’”，“可能夹杂了后世作者的思想，尚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尧、舜时代人们对‘孝’观念的认识有了初步发展”[7]。俞绵超先生对孟子笔下舜的形象进行了详细梳理[8]，刘守华先生则以敦煌变文中的舜子至孝故事为对象，探析其经历了神话——传说——故事的历史演变过程[9]。可见，正视并开展舜帝孝道研究的学者不绝如缕[10]。
与蔡元培先生不同，顾颉刚先生对舜帝孝道的真实性是有疑问的，郑慧生先生对此深表赞成，认为“大舜至孝的故事，显然是后人所附会”[11]。肖群忠先生亦持郑说[12]。沈善洪、王凤贤所著《中国伦理思想史》认为商人尚无孝的观念[13]，其书自然对于舜帝孝道也就未加论述了。朱贻庭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相对审慎一些，认为“周人‘孝’的观念和对这一观念的提倡，明显地超过了它的前代殷、夏”，“‘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到西周才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14]，不过仍对舜帝孝道未予涉及。查昌国先生既以孝起源于周初，故其先秦孝道研究亦径自西周论起，此前若舜帝孝道等则置而毋论[15]。显然，否定或者避谈舜帝孝道的学者亦不乏其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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