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被冠以”朱子之名而实际上是由朱子、吕东莱二先生共同编纂的《近思录》，自南宋至清代注释共有二十余家，陈荣捷先生说“《近思录》除儒道经书之外，注释比任何一书为多”（《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可见是书之影响。历代注家的注释，既有助于后学深刻领会《近思录》，也促进了它的普及和传播。这其中，以宋叶采注本和清张伯行、茅星来、江永三家集注本最善，严佐之先生称之为“披沙沥金，去绌存优，能各见其长而为学者接受”（《朱子近思录》导读）。
四家旧注价值如此重要，而整理研究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其中张伯行、江永两种，民国间已有标点铅印本，如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江永《近思录集注》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万有文库本和1933年国学基本丛书本，二书均采旧式句读，不列整理者姓名，又有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本，题为“标点评注”，标点者周郁浩。叶、茅两种注本尚且未见标点铅印。1949年以来，《近思录》本文已有数种新注出版，而四家旧注则未能面世，无一可寻。台湾陈荣捷先生所作《近思录详注集评》，199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初版，2007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简体字本，于《近思录》整理最为有功，然所惜者亦不全取旧注，且错讹不少。鉴于四家旧注长期湮没无闻，学者阅读不便，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的张京华先生遂萌生重新发掘整理出版之意愿，为《近思录集释》一书，这一缺憾因此而得以弥补。
《近思录集释》，上、下两册，2010年10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其取四家旧注之全书（除《群书姓氏》、《朱子世家》之外），标点整理，体例仿《史记》三家合注旧例，各家注文以成书早晚为序，逐条逐句编次，四注合为一编，使其取长补短，互相补充。遇文字异同，仅加“今按”标出，力求保持四家旧注《近思录》之原貌。陈荣捷先生《近思录详注集评》各卷条目编排有数字序号，颇便阅读，本书亦仿照排序，另将《近思录》四家旧注之序与凡例共十篇收入本书附录。四家旧注的版本情况是——
①叶采《近思录集解》：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简称元刻本）为底本，而以较为通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直隶总督采进本（简称四库本）参校。元刻本无各卷标题，则用四库本补进；
②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援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③茅星来《近思录集注》：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编修徐天柱家藏本；(www.xing528.com)
④江永《近思录集注》：援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江书在同治八年（1869）曾由江苏布政使应定时重刊，其时应氏“爰出旧藏婺源洪氏刻本，暨吴刻本，属元和王孝廉炳校刊之”。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均附录了王炳所作校勘记。本书亦将王炳校勘记逐条排在四家旧注之下。
“集释”一体，由来尚矣，看似分别粘贴，未尝“增损一字”，不费多少精力、不需多少功力，实则不然。除了涉及版本校勘时的明察秋毫、取舍定夺等学术工夫以外，最主要的是，经此编排整理，极大地便利了学者的阅读，于相关研究可较容易地生发出一些念头。旁征博引式的“集释”、“集解”、“集注”固然在资料丰富性、文献保存性方面声名赫赫，稍稍限定范围的“集释”、“集解”、“集注”也并非就那么相形见绌。以本书为例，范围不逾四家旧注之外，在资料丰富性方面似无多大发挥，但在文献保存性、研究便利性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前者，对四家旧注进行新式标点整理，特别是叶、茅两种注本，更是首次以此清晰便读的方式呈现于学者面前，对文献的保存、利用、发掘是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后者，因此“逐条逐句编次”的合注体例，使得跨越数百年的两朝（宋、清）四家（叶、张、茅、江）促膝而谈、切磋一堂，对于四家旧注的各自学术价值乃至宋学、汉学之义理涵咏与训诂考证，都可使我们发生直观而真切的感受、思味。如关于四家旧注的基本评价，学界目前意见即有些许不同，严佐之先生认为“相比较之下，江永集解本优胜处最多”，“及至今日，尚无出其右者”（《朱子近思录》导读）；于民雄先生认为叶采《近思录集解》“虽盛行一时，但失之注解不当，字句讹误”，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正本清源，依照朱、吕原编，拾遗补阙。又荟萃众说，校勘精当，引据精详，亦参以己意，解析缜密”（《近思录全译》前言），其《近思录全译》即以张书为底本，参校江、茅两家，似以张书为优；而本书辑校者张京华先生则认为“江注之近真终不及叶采，其细微不及张伯行，其训诂考据则不及茅星来”（《近思录集释》整理说明），与学界此前所加于江书之盛誉似有疏离。
我在拜读张先生此书时，也自然而然地脑中萦绕着这样的一个设问，到底这四家旧注各有何优长与劣短，像江注确实在清代中后期非常流行，“问世后，叶采《集解》在注本中的主导地位便让位于它。在此后的一百六十余年中，江永《集注》的覆刻本、重刻本、校勘本交错出现，现存抄本、刻本、石印本共计不少于30种”，“版本的多样性是除叶采《集解》外的《近思录》注释本所绝无仅有的”（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然而给我的第一感觉，正如张先生“整理说明”中所说的那样：“多用叶采之说”，在引用“朱子曰”的地方相同处较多，甚至可以说相当多。所以《近思录集释》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排在那最后的江注屡屡而不断地与叶采前引重出而再现。那么，江注的那种盛传迹象与盛名地位从何而来呢，依靠的又是什么呢？值得我们踏实地去好好研究一下。我们倒不是一定要定出个彼高此下来，但是它总说明对于四家旧注的整理研究、价值认识尚存在不小分歧，需要我们结合《近思录》本身及其刊刻、传播、流布、接受史作更细致、更深入的比照研究和梳理阐释。这一问题的呈现与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有学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进行，如程水龙先生的《〈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即是“填补了理学传播史与理学接受史上这一长期留存的空白”（束景南先生序）。该书对四家旧注间的异同特别是叶采《近思录集解》、江永《近思录集注》甚至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有抽样式比较探究，虽还仅是举例揭示，有待结合注家思想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潮作进一步解析、开掘，但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近思录》及其相关注作的学者注意和努力的。而张京华先生《近思录集释》一书，自是为学术界同道方便、顺利地比较研究这四家旧注提供了一个极可欢喜甚有意义的本子，在摩挲欣赏的同时，真是要对张先生道一声谢谢了！
张先生在“前言”中简略交代《近思录》及朱子与宋代新儒学之末后说：“总而言之，《近思录》作为宋代新儒学派诸子语录体裁著作，集宋儒理学之大成，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历代传承，影响深远。此次将叶采、张伯行、茅星来、江永四家旧注《近思录》整理出版，冀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文明有所裨益。”“后记”中又说“不复敢妄为讲说，力求保持四家旧注《近思录》之原貌”。相对于五年前先生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近思录》来说，此次更郑重其事。我认为，无论是从便于阅读研究的实用来看，还是从益于学术文化的薪传来讲，不谙电脑，一字字皆其夫妻辛苦手录的《近思录集释》，在出版社以市场为准的当下及时问世，足可证明张先生是朱、吕二子的同调，宋、清四家的功臣。再一次向张先生表示敬谢！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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