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RIMs协定》的影响下，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投资措施对贸易的影响，但这种对热点的过度聚焦也造成了思维惯性，使学者更多地从贸易法的角度去审视WTO中的投资规则，[34]从而在研究视角上呈现出单向性。
1999年，UNCTAD发布的一则题为《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研究报告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各国在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准入发展优惠、出口鼓励和出口限制等四个方面的贸易措施同样会对投资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扭曲，因此，应注意对贸易措施对投资的反向影响。[35]余劲松（2001）率先捕捉到这一学术信息，对区域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国家技术标准和受限产业部门的贸易影响等贸易措施对投资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他认为，当时的双边或地区性的投资条约均未涉及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问题，对于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主要由现存的国际贸易多边体制（GATT/WTO）来进行调整。[36]并在考察区域贸易安排中的投资自由化问题时，他进一步对当前双边投资条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投资章节中的履行要求、国民待遇、透明度等条款与WTO相关制度进行了比较。[37]
就具体领域的制度而言，鉴于当前《WTO协定》中业已涵盖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议题与双边投资条约的调整对象存在一定的交叉或重合，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在此类问题上的角色引发了学者的关注。例如，鲁道夫·阿德隆（Rudolf Adlung，2008）等学者分析了双边投资条约对于各国在GATS中承诺水平的影响，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后院起火”。[38]此外，双边投资条约的TRIPS-plus效应也成为学者关心的话题。[39](www.xing528.com)
这些研究均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投资与贸易、双边投资条约与WTO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有助于克服从贸易视角去审视投资规则的单向性，但在价值取向方面，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对这种双边投资条约的WTO递增效应不以为意，而是对这种旨在进一步提升自由化水平的实践持肯定态度。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对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的普遍抗拒，那么便有充分的理由去反思这种递增效应的正当性，也有必要警惕当前的双边投资条约实践过分追求自由化并忽视与WTO承诺水平相匹配所可能引发的发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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