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近代经济史的主要特征。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宗明义：“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在技术层面上，分工和专业化表现为“分解”过程，即生产活动被分解为越来越多的操作和职能，生产过程的基本单位也越来越小，从而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升和社会生产的壮大。这一点，几乎得到了西方经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公认。[2]
“迂回生产”概念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分工与效率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所谓迂回生产，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不是将资源直接投入到对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而是将其继续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再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3]迂回生产的出现，拉伸了间接生产链的长度，而过度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影响了“最适市场规模”的形成——随着分工的细化，交换的频繁，交易费用不断上升；此外，中间产品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加大了违约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将中间产品交易纳入企业内部的“一体化”（integration）策略应运而生。[4]
“一体化”这一概念最早由瑞典经济学家艾力·F.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在其著作《重商主义》（Mercantilism，1935）一书中提出，但他本人及其此后的众多研究者都没有对其进行界定。[5]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端于欧洲的第一次区域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区域一体化成为学界热门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移动，以及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6]此后，生产要素的移动成为一体化概念的核心。[7](www.xing528.com)
从空间上看，与要素分工的发展相伴相随的是市场的拓展，而随着交通的发达和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参与和推动分工从国内走向国际的一支主导力量。UNCTAD发布的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敏锐地捕捉到了跨国公司从“简单一体化”（simple integration strategy）到“复合一体化”（complex integration strategy）的战略转移，并指出，在浅层次的简单一体化中，不同国家独立生产厂商之间的国际分工导致了国际贸易的产生；而以国际直接投资和非股权安排方式进行的国际生产在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建立了一种密集的生产关系网络，进一步推动了公司内部的资源流动以及商品、服务的公司内贸易。[8]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浅层次一体化，正在转向跨国公司统一控制下的、实现贸易和投资相融合的深层次国际生产一体化。[9]
总体而言，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的过程中可能会根据自身战略，实施“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等不同的形式，[10]但围绕价值链发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处于跨国公司的安排之下，公司内部资源流动的效益目标决定了其投资与贸易决策具有联动效应，这就是微观层面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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