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背景上看，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以GATT第23条为核心，经过GATT体制40多年的争端解决实践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创新而得以确立，[6]并完整地体现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DSU）之中，它是当前WTO成员解决相互间贸易争端的主要场所。相较而言，在外国私人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问题上，则经历了东道国当地救济、母国外交保护和国家间仲裁等传统方式，[7]并最终通过世界银行主持制定的《华盛顿公约》确立了颇具特色的ICSID仲裁机制。[8]
关于WTO与ICSID两种争端解决机制各自的运行机理，国内学者已有详细介绍，[9]笔者在此无意赘述。但从组织法的角度观察，WTO专家组程序与ICSID仲裁机制无疑存在诸多共同点。尽管学界普遍将WTO争端解决机制称为一种“司法”机制，但这更多是从裁判主体的中立性或独立性角度而言的。[10]如果采取严格的标准来衡量，[11]WTO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其专家组程序，只是一种有组织的仲裁程序，这突出地表现为专家组的非常设性和专家组成员的临时性，这些特点与ICSID仲裁机制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评论人士似乎更多地将溢美之词授予了集GATT四十年实践之大成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刘笋教授认为，“国际投资领域缺乏一个像WTO争端解决机制那样具有完整的条文结构、完善的审案规则、严格的审案时限、裁决和建议反向一致通过的运作机制、强有力的执行保证的多边程序法规则”，而ICSID仲裁机制“在处理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的作用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高”，具体表现为ICSID受理案件数量有限，存在着竭力扩大仲裁管辖权、过多受到发达国家法学家的影响、片面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倾向等。[12]陈安和曾华群教授领衔的“ICSID成案研究”课题组进一步指出，ICSID案件的仲裁时间长，费用较高，被申请撤销的案件较多，来自发达国家的仲裁员和调解员占绝大多数，且发展中国家在案件审理中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13]梁开银教授甚至认为：“正是ICSID体制和其他传统方式的不足，才进一步推动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竭力将国际投资问题纳入世界贸易体系进行调整的尝试。”[14](www.xing528.com)
与国内学者近乎“一边倒”的评价相比，尽管不乏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总体而言，外国学者对于ICSID机制的讨论则更为多元。例如，ICSID前任秘书长希哈塔（Ibrahim F.I.Shihata）就将ICSID的主要优势归结为自愿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三个方面。[15]智利著名国际投资法专家魏克纳（Francisco Orrego Vicuña）教授则从私人参与国际法运作的角度，主张《华盛顿公约》是国际争端解决方面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标志着国家在外交保护方面干预的最小化，并突出了私人在此类机制中的自主性角色”。[16]
西方学者对ICSID机制迥异的评价，固然是由于双方的不同重心使然——西方学者更多地强调私人参与国际法实践的意义和必要性，其逻辑前提便是承认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然而，这一理论预设显然无法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因为在后者看来，个人只能是国际法的客体或受益者，[17]但这也提醒我们，在审视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和发展问题上应有新视角。详言之，在WTO体制取得重大制度性创新、甚至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18]的同时，应审慎对待一种正在逐步蔓延的取向，即将WTO争端解决机制视为未来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样板”。相反，无论是在争端解决的启动、裁判过程以及裁决的执行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既存在若干先天不足，[19]其近二十年来的运作也凸显其存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20]考虑到ICSID仲裁机制在解决跨国私人投资争端方面的独特性，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与投资有关的贸易争端”方面存在重合的可能，因此，结合二者晚近的最近发展重新评估其争端解决的有效性，将是下文旨在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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