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曆高踞權力之巔，但如欲推動禁燬大業，不得不依賴帝國官僚系統;尤其是督撫、學政等地方大員，上達天聽，下連地方，最爲關鍵。弘曆深明此節，對地方大員恩威並施，威逼利誘，其馭下之策，極爲老辣。樹立正反典型，用以敲打、督促各級官員，即是慣用手段。江西巡撫海成，就是乾隆樹立的一個典型。
海成係滿洲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由山東布政使遷爲江西巡撫[48]。其時正逢弘曆發動全書纂修事宜，不過海成同其他督撫一樣，開始并不積極，而持觀望態度。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五日，弘曆詔令查禁違礙書籍，“盡行銷燬，杜遏邪言”;復于十月初日，以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爲例，督促力辦[49]。海成遂積極查訪、徵繳圖書，上奏弘曆。海成此摺，今不可見，但其舉措，在弘曆詔旨中尚保留一二：
紳士明理之人，現在宣揚恩旨，伊等天良難泯，自當呈獻無遺。但恐村僻愚民，本不知書，而家藏斷簡遺篇，或涉不經。更有讀書舊家，子孫零替，其敗笥殘篋中，不無違礙書籍，而目不識丁，雖出示收繳，亦難必其盡獻。現在復飭各屬，傳集地保，逐户宣諭，無論全書廢卷，俱令呈繳，按書償以倍價，俾盡行繳出，以便分别辦理。[50]
海成審時度勢，充分考慮到民間藏書之實際與心理，因此廣泛發動，“傳集地保，逐户宣諭”。如果能施行，實能一網打盡。這一舉措，無疑深契弘曆本意，遂順水推舟，以海成爲榜樣，命各督撫“一體妥辦”：
今日海成奏到蒐羅遺書一摺，據稱……等語。所辦頗好。各省查辦遺書，其中狂悖字句，節經降旨各督撫實力查繳，並准其自行出首，仍不加之罪愆。雖現在各省已有繳到者，而所繳尚覺寥寥，其勢似未能偏及。今海成所辦，較爲周到，且又不致煩擾，各省自可仿而行之。著傳諭各督撫，照式一體妥辦。海成原摺，並著抄寄閲看。將此遇各奏事之便，傳諭知之。[51](www.xing528.com)
海成讓地保逐户宣諭，無論全書廢卷，俱令呈繳，可謂挖地三尺。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十三日，弘曆又以海成爲例，諭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楊魁、浙江巡撫三寶：
據海成奏，將各屬續獲應燬書籍，分晰開單進呈，並稱自展限倍價購買以來，據各屬蒐買以及民間繳呈應燬禁書，前後共有八千餘部之多，雖屢經家諭户曉，乃尚不能一時淨盡，再請展限購求等語。所辦甚好。看來查辦遺書一事，惟海成最爲認真，故前後購獲應行燬禁書籍，較江浙兩省尤多。江浙爲文物所聚，藏書之家，售書之肆，皆倍於他省，不應購獲各書，轉不及江西。且海成此次具摺，尚恐屢買未能遽盡，仍請展限，竭力購求。江浙兩省自呈繳數次後，即未見陸續呈繳，又未將如何購求及作何展限、設法妥辦、務期淨盡之處，據實奏聞。皆因該督撫視爲無關緊要，徒以具文塞責，並不實力查辦，則藏慝應禁之書，何由盡出?高晉、三寶辦經數年，楊魁亦已到任半載，何以輕率若此?俱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令該督撫再行嚴飭所屬，加意收查，務使應燬之書，盡行繳出，勿敢稍有隱匿。如此番查辦之後，民間尚有違禁潛藏者，將來别經發覺，除將本人治罪外，仍惟該督撫是問，恐不能當其罪也!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海成摺並著抄寄閲看。[52]
從弘曆此詔不難看出，海成受弘曆表彰之後，辦理更爲積極，前後呈繳達八千餘部，可謂驚人，因此得到“最爲認真”之評價。弘曆復藉海成之業績，轉相督促江浙，令督撫之間，形成競爭態勢，足見其馭下手段之高明。
在極權體制下，即使貴爲地方督撫，也不過是最高統治者的奴才與工具，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奪官去職，敗身毁家。海成因王錫侯《字貫》一案，被弘曆駡作“天良澌滅，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之人，帶罪辦事;後弘曆復以海成“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實屬昧盡天良”，“着交部嚴加議處”[53]。海成由正面典型，一舉變爲反面典型。讀《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可知，此後弘曆不斷以海成爲例，敲打、警示地方大員。平情而論，作爲滿洲大吏，海成的漢學修養，遠未達到弘曆的水平，因此無法從《字貫》中看出“違礙”來。但弘曆其時正要尋找典型案例，遂藉機無限上綱，不僅震慑民間藏書之家，也用以脅迫地方大員。因纂修《四庫全書》而産生的官場悲喜劇中，海成無疑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主角[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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