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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随园笔记》与《恒阴日录抄》研究 — 古典文献研究

时间:2026-01-24 理论教育 小熊猫 版权反馈
【摘要】:袁枚作《隨園隨筆》,自乾嘉以來便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隨筆》中亦有條目可證實此書不可能是抄襲《日録抄》而來。袁枚既敢在《隨筆》中提到毛際可的著作,更無抄録《日録抄》的内容再擴充其他文字以成《隨筆》之理。此點更可證明《隨筆》非抄襲《日録抄》,而《日録抄》正是後人抄襲《隨筆》而托名毛際可之作。這部《日録抄》屬於清人著作,極有可能是在此次捐獻中流入上海圖書館,從此庋藏至今。

袁枚作《隨園隨筆》,自乾嘉以來便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各類書目、筆記中著録、徵引《隨筆》時都注明爲袁枚所作。袁枚以性靈詩人而成名於世,對經史考據之學不甚留心,時人也常以此爲口實批評袁枚浮蕩無學、詩無根柢。如昭槤在《嘯亭雜録》中就説:“本朝諸儒皆擅考據之學,如毛西河、顧炎武、朱竹垞諸公,實能洞徹經史,考訂鴻博。其後任翼聖、江永、惠棟等亦能祖述淵源,爲後學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簡齋太史、趙甌北觀察,詩文秀雅蒼勁,爲一代大家。至於考據,皆非所長。《隨園隨筆》中載宋太宗高梁之敗,中遼人弩箭以崩,雖本王銍《默記》,然太宗自幽州敗歸後二十餘年始崩。弩箭之毒,焉能若是之久。况《默記》所載狄武襄跋扈、韓魏公擅權,至以司馬温公之劾王廣淵乃授執政之指直,與胡紘之劾真魏可同傳矣。其踳駁不一而足,奚可據爲典要。”[10]言辭不可謂不辛辣,若《隨筆》確是抄襲《日録抄》而成,袁枚的批判者們又豈能視而不見。而“擁袁派”常常會從《隨筆》出發贊揚袁枚的考據工力,如方濬師《蕉軒隨録》就説:“番禺陳蘭浦學博腹笥最富,曾與濬師評本朝人物,謂袁簡齋先生不喜考據之學,而《隨園隨筆》一書實考據家所不能及者。”[11]若毛際可果有《日録抄》一書而爲《隨筆》所抄襲,博學如陳澧者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

《隨筆》中亦有條目可證實此書不可能是抄襲《日録抄》而來。《隨筆》卷二十一“不可亦可”類有“作婦人傳稱夫家姓而稱母家姓亦可”條有這樣的記載:“毛會侯作《戴烈婦傳》。馮山公引春秋伯姬以正之,謂當稱夫姓。毛西河以爲不然。”此處提到的毛會侯即爲毛際可,毛際可字會侯。《戴烈婦傳》今見於《安序堂文鈔》卷十八。袁枚既敢在《隨筆》中提到毛際可的著作,更無抄録《日録抄》的内容再擴充其他文字以成《隨筆》之理。此點更可證明《隨筆》非抄襲《日録抄》,而《日録抄》正是後人抄襲《隨筆》而托名毛際可之作。

對於《隨筆》一書的成書過程,袁枚在其自序中已有所説明。另外,在與孫星衍爭論考據與文學的關係時,再次談到這一問題,而且更爲詳細,亦可從中清楚地窺見袁枚的學術宗尚。“老人有《隨園隨筆》三十卷,因五十年來看書甚多,苦不省記,擇其新奇可喜者,隨時摘録,終有類於考據,不過爲自家備遺忘、資談鋒耳。”“入山三十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録。或識大於經史,或識小於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己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久,卷頁遂多。”[12]在與人的書信中,大談其成書過程,其中甘苦更是非本人不能道。如此更可見《隨筆》係袁枚自撰無疑。

反觀題名毛際可著《日録抄》,毛氏本人及其同時人的記載中俱未提及他曾作此書。經核察,毛際可的現存文集中甚至根本没有“恒陰”一詞。清代迄今,更没發現有任何公私目録著録此書。毛奇齡在《封奉政大夫毛鶴舫傳》中叙及毛際可生平著述時説:“所著有《春秋五傳考異》十二卷、《松皋文集》十卷、《安序堂文鈔》三十卷、《松皋詩選》二卷、《拾餘詩稿》四卷、《浣雪詞鈔》二卷、《黔游日記》一卷。”《日録抄》爲經史考證之作,最能顯示文人學養,且卷帙亦應不少於《黔游日記》等,若毛際可果曾作此書,毛奇齡没有不提及的道理。

上海圖書館藏《日録抄》書後有紅筆題曰:“此爲毛先生遺稿,未經付梓,人所罕覯。先生抱經世之才,著述宏富,於順治戊戌鴻博未用,人多惜□才之□□也。甲寅秋八月,海昌蔣光□。”最後一字漫漶不清,難以辨識。海昌即今浙江海寧,考海昌蔣氏光字輩,清代後期有藏書家蔣光煦、蔣光焴兄弟。如此,甲寅當爲咸豐四年(1854)。二人插架甚富,皆以藏書樓享譽於世,光煦有藏書樓别下齋,光焴則有藏書樓衍芬草堂。别下齋所藏典籍,皆毁於庚申年(1860)太平軍進攻杭州之役,光煦亦於此年物故。而衍芬草堂之書,幾經輾轉,大部皆保存至新中國成立之後。蔣氏後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將衍芬草堂所藏古籍全部捐公,“宋元版歸貯於北京圖書館,明版歸貯於浙江省圖書館,清版歸貯於上海圖書館”[13]。這部《日録抄》屬於清人著作,極有可能是在此次捐獻中流入上海圖書館,從此庋藏至今。

《日録抄》先由海寧蔣氏收藏,雖卷末題爲咸豐四年,但也終不能判定其入藏的確切日期。可以確定的是,《日録抄》與蔣氏的藏書總體風格甚爲相契,的係蔣氏旧藏。衍芬草堂之藏書,至蔣光焴已歷三世,其祖父蔣開基、父蔣星華皆嗜書力學,爲購書常不惜重資。蔣開基“家藏書史甚富,熟於前代掌故,對賓客議論瀾翻,至不能窮詰”[14],《日録抄》中亦多有關歷代掌故者。蔣氏藏書特點,據錢泰吉言:“見其插架皆有用之書。”[15]待蔣光焴成爲衍芬草堂主人後,延續祖、父兩代的藏書傳統。據全面反映其藏書面貌的《西澗草堂書目》(現藏於浙江省海寧市圖書館)可知,其藏書多以經史、小學等書爲主。[16]而“其收購書籍的來源,首先是通過書商購買書籍。書贾投其所好,經常主動上門向蔣家、唐家推銷書籍”[17]。《日録抄》的内容爲讀經史之札記,署名作者毛際可又爲蔣氏鄉賢。因此,《日録抄》極有可能是書商針對蔣氏偏愛“有用之書”的藏書風格,依照袁枚《隨園隨筆》割裂而成,再以毛際可稀見抄本爲噱頭,向蔣氏求售,以牟暴利。蔣氏一時不察,入其彀中,信以爲真,後來者遂襲此誤。毛際可著述宏富,固不待此類僞書增其重。而以袁枚的《隨園隨筆》爲底本而成的僞書竟爲嗜好經史的收藏家所重,亦可見袁枚的經史根柢。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文學院)

【注释】

[1]毛際可《家稚黄五兄傳》語,出自《會侯先生文鈔》卷十。三人對此並稱津津樂道,如毛際可《菽畹集題詞》(《會侯先生文鈔》卷十):“吾宗以詩文名兩浙者在杭曰稚黄,在越曰大可,余皆以兄事之。人謂:‘稚黄以法勝,大可以才勝。’而余自登第後足迹幾遍天下,賢士大夫每以游從之私能道其姓氏,謬加稱述,故一時有‘浙中三毛’之目。”毛奇齡《封奉政大夫毛鶴舫傳》:“予長於君者十年,而杭州稚黄氏又長於予,世嘗爲語云‘浙上三毛,東南文豪’。”

[2]〔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83—684頁。

[3]〔清〕程廷祚《論語説》,《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1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2頁。

[4]〔清〕程廷祚《論語説》,第452—453頁

[5]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陳美林《吴敬梓評傳》均持此觀點。(https://www.xing528.com)

[6]〔清〕方苞《望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8頁。

[7]〔清〕方苞《望溪集》,第900頁。

[8]如毛際可《安序堂文鈔》有《與稚黄兄論私謚書》文,《浣雪詞鈔》有《水調歌頭·鹿脯調和陳其年韻,同大可兄賦》詞,《重修胡氏合譜序》有“吾宗介石公”句,《復徐武書令》有“間與家五兄稚黄言而歎息”句,《暮春觴咏序》有“稚黄五兄方與諸君君簡論畫”句,《柴氏古韻通序》有“家稚黄之《韻學通指》與家大可之《古今通韻》”句等。

[9]〔清〕杭世駿《道古堂全集》卷二十,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10]〔清〕昭槤《嘯亭雜録》,中華書局,1980年,第473頁。

[11]〔清〕方濬師《蕉軒隨録》卷十二,清同治刻本。

[12]〔清〕袁枚《復淵如太史書》,見於孫星衍《問宇堂集》卷四,清嘉慶蘭陵孫氏本。按,此文《小倉山房集》未收,附見於孫星衍《答袁簡齋前輩書》後。原文無標題,因首句爲“枚拜覆淵如太史足下”,故筆者擬此題。

[13]金曉東《蔣光焴與衍芬草堂藏書新探》,《圖書館雜志》,2012年第10期。

[14]〔清〕李超孫《祭蔣君淳村文》,蔣氏家藏稿本。

[15]〔清〕錢泰吉《甘泉山人稿》餘一卷,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增修本。

[16]詳情參閲金曉東《衍芬草堂友朋書札及藏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17]詳情參閲金曉東《衍芬草堂友朋書札及藏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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