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來,受西方中國觀之影響,學界多認 中國傳統思想没有多少本質性的變化,亘古如一,似乎是停滯的思想國度。此説近來頗 學界所质疑,近年來豐富的出土簡帛資料證明了早期文本隨着思想變化的狀况,其原因或在中國早期經典往往是集體性著作,歷經多人之手而成,隨着編者的不同而必然帶來文本的變化。如《道德經》的出土早期文本,因多在其成 經典之前,可以看到其文本隨着編者思想主題的變化而有明顯變化,思想主題的不同聚焦與章節的聚合變化具有顯著一致性,“《老子》 子書系統的代表,其文本的生成和演變呈現出歷時性的特性,‘文本’與‘思想’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是非常直接的:文本的實質性變化(包括文本構成及其含義)即展現在其思想的改變上,而思想的改變即呈現在文本的實質變化上。”[20]新著認 ,《道德經》文本表現出的‘文本’與“思想”變化的同步性,并不是僅出於編者的主觀裁斷,“不是由傳抄者個人隨意處置的結果,而是由‘思想單元’(具有確定思想内涵的文本單元)這一因素來奠定其遷移、變化的基礎的。”[21]
在新著看來,即便是看似穩定的《周易》經學傳統,也充满了不斷的思想變革,“單純從文字來看,《周易》經文的實質性變化古今很小,這充分體現了‘經’之 ‘經’的特性,文本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和權威性,不是可以隨意更改的。由此,人們似乎得出‘文本’與‘經義(思想)’之間幾乎表現 静止不動的關係,然而在幾千年的發展史中,這兩者之間實際上充满了張力,《周易》經學的解釋歷程十分悠久曲折,變化多端而極富活力。”[22]雖然《周易》的經文因成經時間較早而變化不多,“《周易》文字雖然從楚簡到今本産生了很大的變异,然而其中可判斷 真正引起卦爻辭含義變化的,其實不多。”[23]但也可推想,在《周易》的前經典時期,其文本變化也可能與思想主題的變遷相一致,即便在《周易》經典化後,對《易》書性質或者陰陽規律認識的變化,也會引致文本編輯思想即卦序的變化或者陰陽觀念的變化,“卦爻符號從數字到剛柔或陰陽的觀念化,以及帛書六十四卦序的巨大變動,皆是解釋觀念(‘思想’)影響文本根本含義及引發其變動的結果。”衹不過新著認 ,《周易》思想的變動形式更多地表現在對《周易》經文進行詮釋的“傳”學傳統中,這種不斷地對經文進行詮釋的歷史過程中展現的巨大的詮釋張力,并非出於後儒標新立异的衝動,而是源於《周易》内在的解釋本性,“《易經》本身即是一個多元、開放的文本,而不衹是由單純的文字(卦名及卦爻辭)所構成的。這個文本是由意、象、卦、辭、占五者組成的,它們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占筮’既是‘卦畫’形成的實踐性來源,同時也是其得以應用的主要途徑;‘卦畫’進一步展現 ‘象’,而‘象’與‘辭’的藴義均不可拘執以解。《周易》文本的這種組織特點和表達形式,决定了‘解釋’是其内在本性,甚至可以説它先於‘文本’而存在。”[24]
新著認 ,要想釋放《周易》解釋的内在本性,應在兩方面發力。一方面,《周易》文本异體字雖無思想變化的意義,但 校正歷史上的誤釋提供了機會,“出土簡帛諸本 我們改變觀念,重返雅正的經解傳統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同時也 將來《周易》經學之哲學解釋提供了堅實的文本基礎。”[25]另一方面,即《周易》思想的哲學解釋,作者主張不要將“《周易》當作子書、史書文本等來讀”[26],而應當重視傳統中形成的經書界限,要注意到“《周易》文本結構的複雜性在很大程度上即已預先决定了解釋的複雜性和歧義性,以及經義新闡的正當性和可能性。……(使)文本的同一性在朝向經義的歧异性中做出無窮多的延展。”[27]這種釋放《周易》解釋張力的文本活動,在今天當然是朝向哲學的,“如果從思想研究來看,如何把對《易經》這本書的解釋轉變 哲學性的,這是我們需要解决的問題。”[28]不過,新著也認 ,這種思想層面的訓經活動,“幾百年來,在《周易》經學方面,從哲學、思想的角度對《周易》做注釋,應當説,還没有什麼突出的貢獻。”[29]作者特别指出其困難之處在於,傳統經學是依於注疏體存在的,“‘注疏’既是經義得以延展和新生的基本方式,也是‘經學’本身得以存在的基本方式。”[30]而我們現在要“將《周易》解釋從一種物件化的、分解性的研究方式轉變成 一種有機綜合的經學訓解方式,并接上古人的注疏傳統。”[31]這實在是一件巨大的挑戰,面臨非同一般的困難,“《周易》解釋要重新實現經學化,并將義理性(乃至哲學性)的闡釋有機地植入其中,這裏面確實存在很大困難。”[32]可以看到,新著既指出了《周易》思想能够在現代得以重新開顯的内在本性所在,也看到了經學斷裂造成的艱難的思想困境,從而使我們能够在堅定信心的同時做到克服困難的長期準備。
自明末以來,中國學術開始轉向對語言世界的探索,延至民國而期望用新的理論形態即“中國哲學”代替經學的歷史作用,一些學者也意識到了“中國哲學”不應是西方哲學在中國,而是中國思想傳統中隱藏的實質性哲學體系,因而主張接着這個實質的傳統來續講新的“中國哲學”,我們知道這個主張是馮友蘭明確提出來的。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受到西方解釋學的影響,如湯一介等人主張復興中國自身的解釋傳統,饒宗頤等人主張復興中國固有的訓詁傳統,成中英、余敦康等人則主張建立結合中國經學傳統與現代哲學思維的新易學。依筆者考之中國思想史之事實,每一種經典詮《易》文本的出現,都是在兩種异質文化融合衝突的過程中出現的,如與孔子相關的《易傳》是商周文化碰撞融合的結果,王弼、孔穎達的《周易注疏》是南北(周楚)儒道文化融匯的結果,程頤、朱熹的《程氏易傳》《周易本義》則是東西(中印)文化融合的結果。顯然,西方文化至今天已經開始内化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了,新的經典詮釋文本也應當或者説在不遠的未來就要出現了。新著自覺順應這種歷史的呼唤,意識到了構建體現新易學思想的注疏文本的必然性,而從細微處努力,運用現代哲學思維,接續傳統易學的問題意識,獲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易學創見,取得了優秀的釋經成果。這些成果打開了新的問題域,也相應啓動了一些沉睡的易學問題,如新著在談到“子曰”引經時觸及到今文經學的口傳問題,在討論陰陽爻畫源於“七”“八”兩數時亦間接引發了,何以奇偶的數值二分要轉向形象化的爻畫二分并由之引發以後千年之久的象數學與圖書學闡釋傳統的問題,同時,這個問題是否與更加悠久的龜卜傳統有關,這些引發的新問題都是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易學問題。當然,更 重要的是,如丁四新之言,新的具有經典性意義的易學注疏還未出現,我們除了寄希望於作者在以後的研究中有更優秀的思想性研究與注疏性易學著作出現以外,也同作者一樣寄希望於“曠世大儒的出現”[33]!
原刊於《哲學門》總第四十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
【注释】
[1]鄭朝暉,廣西大學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易學、樸學、中國傳統語言方式。
[2]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頁。
[3]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2頁。
[4]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1—12頁。
[5]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55頁。
[6]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88頁。
[7]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52—153頁。
[8]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70頁。
[9]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4頁。
[10]關於“數字卦”能否成 一個專門的易學術語,丁四新認 ,雖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數字卦”問題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學術史意義,但在易學的整體結構中,“數字卦”概念不具有合法性,應當終結。參見丁四新:《數字卦研究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第43—51頁;《數字卦及相關概念辨析》,《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30—36頁。
[11]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8頁。
[12]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8頁。
[13]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38頁。
[14]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3頁。(https://www.xing528.com)
[15]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3頁。
[16]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33頁。
[17]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40頁。
[18]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42—143頁。
[19]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102—104頁。
[20]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22頁。
[21]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13頁。
[22]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23頁。
[23]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17頁。
[24]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23頁。
[25]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27頁。
[26]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24頁。
[27]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27頁。
[28]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35頁。
[29]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41頁。
[30]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43頁。
[31]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43頁。
[32]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45頁。
[33]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第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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