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地书露真容，中国石器时代人类与文化成就！

良渚文化因1936年发掘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快轮制陶普遍，器物造型匀称，器壁较薄。器表一般经过打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器物造型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主，贯耳、小鼻、半环形宽把等附件流行。代表性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礼制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不见。一般晚期多于早期，各墓多寡不一。早期的琮均为圆筒形，似镯，上有兽面纹。晚期绝大多数是内圆外方的柱体式琮，并分节，以2节多见。有一件琮射径17.1—17.6厘米，孔径仅4.9厘米，高8.8厘米，重6.5公斤，纹饰除兽面纹外，还有8个神人与神兽复合像，为目前已知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制作精细，兽面纹带有神秘色彩，为礼仪重器，代表墓主人高贵的地位。石器磨制精致，器形规整，棱角分明，穿孔技术发达，普遍采用管钻法。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双翼“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颇具特征的器形。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和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壶、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匜和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和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和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居民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分粳稻和籼稻两种。有的遗址中还发现花生、芝麻、蚕豆和甜瓜等植物种子。农业生产工具较多，制作大多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略隆起，常穿孔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

手工业很兴旺，有的可能已经形成了专门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种类主要有珠、管、坠、沿、瑗、璜、镯、琮、璧觿和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纺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有的遗址还发现有陶文，透露出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www.xing528.com)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有的遗址发现了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8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密度与现代的细麻布相当。这是迄今我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比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类比较复杂的纺织法，花纹复杂，做工细致。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广泛地使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3座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有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乎起着“檩脊”的作用，上面覆盖有数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有的水井并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一般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或东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高。如一座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包括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又一座墓虽然遭到破坏，仍然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包括玉琮5件、玉璧4件。有一座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数量的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情形，在良渚文化中也属于特殊现象，有的称之为“玉敛葬”。有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其身份应是奴隶。在一个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现象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经出现了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具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玉琮、玉璧等礼器的情形。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经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据科学测定，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遗址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织物、丝麻织物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原始社会末期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丰富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