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国民党“二大”上与“西山会议”派作斗争。宋庆龄在“二大”上发表讲话，号召国民党“各位同志”，“不要受人家的挑拨”[42]。这实际是尖锐指出“西山会议”派等右派的言行是在“挑拨”国民党的团结，因此她“希望诸位团结坚固”。她是想通过揭露和批判右派，达到维护孙中山缔造的国民革命阵线的团结。
2.在“中山舰事件”中坚决地支持左派。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潘学海对刚到广州要求参加革命的四川老乡胡兰畦介绍说：“这一段时间里孙文主义学会闹得很嚣张，西山会议派翻过来捧蒋介石了，这些人都凑在一起反对共产党。在军校里掌权的蒋介石这次还平白无故地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最可尊敬的还是两位夫人：宋庆龄和何香凝，她们支持左派，态度十分鲜明、坚决。”[43]
3.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坚持迁都武汉，坚持政治统一，坚决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分裂中央的做法。蒋介石跟随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客观讲还是立下了一定的功劳的，但他革命思想不纯洁，私心太重，封建思想浓厚，以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强烈，疑心也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不是真心拥护。当共产党和苏俄代表在广东将工农真正扶助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并表现出强大力量时，他积极主张迁都武汉，以摆脱工农运动；当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中派领袖同苏俄代表和共产党人作为第一批迁都人员来到武汉，并将国民革命运动掀起高潮，在政治、外交、财政、军事等方面卓有成效之时，他改变主意，执意要迁都南昌，并扣留拟第二批到武汉的中央执委和国府委员。针对蒋介石分裂中央的做法，宋庆龄等在武汉的中执委和国府委员认为蒋介石“挟持中央，违反党意”[44]，多次当面或致电南昌，阐述“革命势力之集中及迁鄂为必要”，请蒋介石不要“变更决议”[45]。“仍坚持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从速迁鄂，徐谦、陈友仁、宋庆龄的态度尤为激烈”[46]。宋庆龄从国民革命的利益出发，坚持主张迁都武汉，统一政治，集中革命势力。她在1927年1月15日的中执委和国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不能统一，什么事不能统一，本人不赞成分会。如武汉设立分会，将来杭州、上海等处，均可设立分会，政治不易统一。”[47](www.xing528.com)
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她与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4月13日，为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一事致电蒋介石、白崇禧，追查责任；17日，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18日，为惩治蒋介石，向全体党员发布《训令和宣言》，同时还《宣布蒋介石罪状》。22日，宋庆龄等40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48]。反蒋呼声弥漫全国。
5.断然与汪精卫决裂。汪精卫是追随孙中山搞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深受孙中山信任，孙中山北上和病重逝世前后，他随侍左右。孙中山遗嘱也是经他之手草成。在汪于1927年7月14日分共之前，宋庆龄对他领导国民革命寄予厚望。1926年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将汪排挤出国，此次能回国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其实是宋庆龄强烈要求的结果。当7月14日汪精卫举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时，她痛心疾首，拒绝参加会议并毅然决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其彻底决裂。随后她于8月22日和9月6日连续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和《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进一步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国民革命，“并且窃取了许多革命的胜利果实”。宋庆龄断言：“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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