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国民党合作，成就显著！

毛泽东投入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组织工作中去，他是如此热心以致遭到自己党内同志的怀疑。他的湖南同乡李立三嘲笑他是“胡汉民的秘书”。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才能提出适应当时农民情绪的口号。“打倒军阀！”这一口号非常明确有力至于“打倒帝国主义！”对第一次听到中文“帝国主义”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毛就把它解释为“打倒洋财东！”马林赞成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合作的那个独特方式，不管事先是否经过苏联领导人的批准，但这一政策的实质符合莫斯科当时的意图，则是没有疑问的。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不相信亚洲民族具有革命能力，这一态度在1922年11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反映得尤为露骨。卡尔·拉狄克指责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中没有影响，嘲笑他们具有“孔夫子”思想，接着就教训他们，要他们明白，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即使在民主共和体制下统一国家，都还不是议事日程上的事。^[1]也就是说，莫斯科的方针是要在南方把孙中山树起来，同时为了它们自身的外交利益，又要同北京的吴佩孚和满洲的张作霖打交道。

虽然所有的中共党员都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指示，但有些领导人则更乐于接受这条新路线。首先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求更为有效地革新国家新方法的陈独秀，是对这一路线最持保留态度中的一个，他只是服从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需要而已。因为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对铁路工人的大屠杀，使他深信无产阶级单枪匹马，是无法对付那些“军阀”的武力的。^[2]

李大钊从未放弃要使中国独立和取得崇高地位的信念，对于同孙中山合作的政策充满热情。毛泽东也是如此。事实上，新政策肯定会得到毛的支持，因为同孙联合的反帝目标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弦。

如果指责毛仅仅是憎恨外国人，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也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确实不能饶恕那些侵入他的国土并侮辱其国民的外国人。1924年稍后一些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就可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他有一个在国外念了几年书的老同学有一天到上海去看他。毛当时穿一身中式破衣服，他看了一眼他朋友穿的西服，轻蔑地说：“你还是换了你的衣服吧。”他朋友问：“为什么？”毛回答说：“我带你去看。”于是就把他带到上海市的一家公园门口，指给他看门口挂着的那块有名的招牌：“华人与狗不准入内”。^[3]

在毛于1923年写的文章中，对这种侮辱言行表示强烈不满的情绪反映得很充分。他以讽刺的语言谴责北京政府的媚外行为，^[4]并训斥他的同胞没有像恨日本人那样来痛恨盎格鲁撒克逊人。

至于美国，那是“最凶恶的刽子手”。毛在1923年7月提到商人也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这比他对妄自尊大的反帝联盟所针对的“外国主子”所持的敌意，乍看起来更令人吃惊。他说：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呈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衣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5]

如果说反帝斗争是符合毛的民族主义气质的话，那么，全体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思想，则正投合了他在1919年已表明的民粹主义倾向。只是在用语上有所不同，他用“统一战线”代替了“民众的大联合”。^[6]如果他认为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必须属于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他这种态度无疑是由信念与机会主义综合而成的。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与这一思想类似的路线，大会通过的宣言说，“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第三次代表大会还决定共产党必须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7]张国焘就此指出，毛泽东原来是支持工会独立的，可是当反对派的观点得胜时，他又改投了反对票，目的是能在党内得到提拔。^[8]

张国焘是很有资格的共产党见证人，他颇能歪曲事实，以适应他个人的目的，^[9]而且他一直是反对毛的。可是我们没有理由完全无视他的证明。在中共三大上，毛确实是想提高他在党内的地位，正像他那篇承认商人是国民革命领导者的文章那样，是想讨好国民党。（他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中共三大上，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代替了张国焘；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但是，毛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也不只是想起重要的作用，而是为坚强的信念所驱使，认为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他一定也意识到中共的弱小，那时还仍然只有四百名左右的党员。

在斯大林的使者鲍罗廷指导下进行的国民党的改组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情（鲍于1923年10月抵广州）。这种“从内部”进行的合作，以前仅有过一例，即马林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那里的伊斯兰教联盟是组织松散的群众运动，很容易被坚定的少数派所控制。

可现在却提出要按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国民党本身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而且还为孙中山提供了一支由前苏联顾问训练的现代化军队。孙在1923年底虽然得出结论，除了依靠前苏联，别无其他选择，但他完全不想成为莫斯科的傀儡。从前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来看，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完全是值得的，因为莫斯科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莫斯科的两个伙伴来说，都充满着危险。要是共产党能成功地控制住国民党的中下层组织，那么他们就可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整个国民党。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就会被由他们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机器所摧毁。^[10]

毛泽东立即投入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组织工作中去，他是如此热心以致遭到自己党内同志的怀疑。自从1923年6月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后，他移居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1924年1月和2月，他曾去广州作短暂逗留，参加国民党一大。那时他刚过三十岁生日，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以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出现在讲台上，这是一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已经为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赢得一席之地，从下面一件事可以得到证明，他是审查国民党新党章的十九个委员中的三个共产党代表之一。^[11]他还经常参加讨论，强调共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坚定支持。

正如已经指出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以这一身份参加了中央党部的会议，直到他于2月7日或8日启程去上海。他留下了四份决议，它们非常清楚地暴露了他那时的政治思想。国民党中央在1924年2月9日的第四次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讨论，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些决议全力抓住了组织方面的问题。在毛的全部政治生涯中，这是他的最大资本之一^[12]。他一方面反对广东省高层干部的过剩，他说，中央及省的国民党机构是“空洞的组织”。他认为，那些在“指导党员行动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的组织”，是设在城市中的一些局或农村中层一级的机构（县或区的机关）。但与此同时，毛又强调，国民党在人力和财力上不应过于分散。他建议在会后几年内，党应以其70%的财力用于运动已得到很好开展的八九个主要城市，其余30%给那些真有发展前途的十一个或十二个地区。其他地方则暂时可以不管，“以免分散我们的力量”。

毛想使国民党分权的想法并不反映农民的利益。他建议党要花力量的那些地方主要都是大城市，长沙也未列入。对这一点最可能的解释是毛想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他偏爱自己的故乡。毛在有关决议草案中只提到了1924年积极进行工作的二十个城市中的九个，其他都以“等等”概括了。在毛的思想中，长沙可能已包括在那些未指名的城市中了。

毛在提出这些决议草案后不久便回上海，他在中国共产党内身居要职，同时又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他在上海时的国民党同事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俩不久就分别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领导人。根据毛的自传所说，在这一年年底时他病了，不得不回湖南休养。^[13]事实上他可能是由于工作过度而劳累，但他的生病起码有一部分是出于策略原因，这也是无疑的。因为他受到中共党内那些反对因过分强调同国民党合作而丧失自己党的独立性的人的严厉攻击，他的湖南同乡李立三嘲笑他是“胡汉民的秘书”。^[14]繁重的工作和怀有敌意的批评这双重的压力太厉害了，于是毛就回故乡韶山村躲了起来。

他一回到故乡就发现农村的形势已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平静了。在五四动乱时期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的农民，最后终于觉醒，参与了政治活动。到那时为止，国民党比中共更加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虽然国民党机构中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22年，出身地主家庭、加入了共产党的彭湃，在他家乡广东省开始组织海丰和陆丰的农民。^[15]1924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农民部，澎湃是农民部的第一任部长，并主持1924年7月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很快就离开广州，继续在广东农民中进行工作，而其他共产党员继续在国民党农民部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16]可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农民不感兴趣。陈独秀于1923年8月说，在像中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1924年12月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而且“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中，也须“做一个督战者”。至于农民，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几个同盟军之一，所有的农民都“带有妥协性”。^[17]

在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并不鄙弃农民。相反，1923年成立了农民国际，并于1924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于1923年5月给中共的一个指示中还强调农民“是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18]莫斯科与中共在关于农民革命性问题上的分歧，也是他们在同其他阶级或政党合作问题上一般继续存在的不同看法的表现。中共不得不接受莫斯科关于同孙中山联合的意见，但很多人对孙仍抱怀疑态度。他们的这种担心不能说全无根据，孙的性格古怪，而且反复无常。

这后一个文件被鲍罗廷称作是1924年前的国民党的“空话”。这使鲍罗廷花了几个小时来说服孙，让他放弃这一突然产生的念头，采纳那个被一致认为是以中苏合作为思想基础的文件。^[19]

1924年末，孙接受亲日的安福系领袖段祺瑞的邀请，去北方讨论和平统一国家的条件。途中他在日本停留，发表了盛赞中日友好的讲话。面对这样一种手腕，中共机关刊物在1925年1月初发表文章说，孙中山已经“有失群众的信仰”，说他的态度已有碍于“国民革命之进行”。^[20]

当然，所有这些指责随着孙中山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而被人忘却，他的名字成了同共产党合作的坚定政策的象征。但是斯大林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对斯大林来说，国民党只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一个对他有利的伙伴。可是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得不与国民党这个同盟者共存下去，并且以不安的心情看着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力量的不断发展。

在1925—1927年这段决定性的时期里，毛泽东在莫斯科、国民党及共产党这三角关系中的立场，总的来说，是更接近于国民党，而不是靠拢斯大林或陈独秀。这一事实显然使毛本人及现在的北京史学家感到难堪，下面我们就谈到北京史学家歪曲毛在这段时期活动的一些情况。实际上这丝毫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除非人们出于个人的考虑，认为一个亚洲革命者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甚于关心社会革命是不光彩的。只要中国的民族利益同前苏联的利益一致，毛就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如果不一致，毛就采取独立路线。早在斯大林同意之前，他就赞成蒋介石统一国家的北伐计划了。因为对他来说，国家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事。后来他建议同国民党破裂，依靠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的土地革命，也是在斯大林听任这一破裂发生之前，因为毛最终关心的不是前苏联西伯利亚边界的安全，而是拯救中国的革命。

毛发现农民具有革命力量的时间，正如已指出的，从他1924年至1925年冬春回韶山休养之时已经开始。那时广东的农民运动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在1925年2月至3月蒋介石为反对陈炯明而进行第一次东征期间，海陆丰的农民不仅热烈欢迎他的军队，并且还为他们提供侦察、放哨等帮助。湖南是在得到这种有关“农民协会”的报道后，那里的农民才开始自发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的。

1925年“五卅”惨案后发生的事件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五卅”运动本身是中国革命的巨大转折点之一。那天下午，一批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而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在英国巡捕房一个警官的指令下，遭到上海租界巡捕的开枪射击，十个示威者被杀，五十人受伤。次日下午在商会举行的会议决定，所有学生和店员，以及在外国资本家工厂工作的所有工人，举行总罢工。巡捕在后来几天内的进一步枪杀只是加强了群众的决心，到6月中，运动扩展到了广州。6月23日，英国和法国巡警又一次开枪射击群众，打死五十二人。结果使广州与香港之间的交通全部停顿达十六个月之久。^[21]

六年前，横扫沿海城市的大规模反日运动并未把农民唤醒。现在，他们对中国人所受的外来侮辱很快就表现出敌对态度，这种政治觉悟的提高，反映在农协的发展上。毛对埃德加·斯诺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之后，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22]

那时在中国工作的一个苏联顾问最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24年初毛曾到鲍罗廷住处去，“在他回湖南准备组织农民协会前向鲍罗廷请教一些问题”。^[23]这一说法是想强调前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事实并不像所说的那样。毛直到1924年末才回湖南，也并没有要回去组织农协的想法。不过毛从鲍罗廷那里接受了某些观点倒是可能的，鲍在1925年给国民党员讲课时曾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完全取决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土地问题。^[24]

不管这种灵感来自何处，1925年夏，毛一旦开始工作，就以他特有的才能提出适应当时农民情绪的口号。“打倒军阀！”这一口号非常明确有力，因为中国农民深受各色牌号军阀的掠夺，对理解这一口号并不困难。至于“打倒帝国主义！”则有些不大好懂，对第一次听到中文“帝国主义”（按字面来说是“皇帝国家主义”）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毛就把它解释为“打倒洋财东！”^[25]毛组织农协的活动最后引起他的老熟人赵恒惕的注意，他又一次被迫逃往广州。他到达广州显然是在10月或11月的某个时候，是他离开那里将近一年以后。^[26]

毛在广州看到的是紧张而又复杂的局势。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因病未参加），在同国民党关系上通过了一条比较带有宗派色彩的路线，这显然反映了对于孙中山临死前不久产生的怀疑。“五卅”事件暂时改善了中国各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反对外国暴行的群众团结了起来，但其后果是分裂性的。由于受中国对手支持的罢工的影响而关闭的那些外国人开的工厂（中国商人和实业家甚至出钱来维持罢工者及其家属的生活）很快就看到那些中国人开的工厂也不得不关闭，因为资本家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还要补助工人。更普遍的是，有钱的中国人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与外国同事以及各国的外交和军事代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另一方面，工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明显而迅速地扩大。

后果之一，就是在1925年夏秋时，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共产党分裂活动的“新右派”。他们提出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驱逐出去，在两党之间建立一种不受束缚的和更少危险的合作形式。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中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廖仲恺被暗杀。

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体会议上提议，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被共产国际的代表否决。总之这次全会对国民党持完全敌对态度是可以肯定的。^[27]

毛泽东回到广州，所有这些紧张的形势看来并没使他感到很大不安。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国民党的机构中真正起到了主要作用。在这点上，他忠实反映了斯大林的立场，即决不同意陈独秀及中共其他许多领导人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出现的倾向持反对和怀疑态度。无疑他也在寻找一种合适的组织以便应用他关于发挥农民革命潜在力量的新观点，而国民党仍然比中共中央委员会更多地表现出对农民的兴趣。

为毛提供影响土地革命进程重要机会的是创立于1924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讲习所于1925年10月1日开办第五期时，湖南学生的人数突然上升到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湖南省党组织吸收的共产党员，^[28]毛在这一发展中可能是起了作用的。下列情况有力地证实这一推测，他的兄弟、后来成为他在政治上的密切合作者的毛泽民，就是湖南学生中的一个。^[29]毛可能没有主管这一届的工作，但他完全可能讲过课并对此很感兴趣。他确实主持过于次年5月开始的第六届讲习所的工作，但那时候，在莫斯科、蒋介石以及中共的三角关系中已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事件。

这场复杂的戏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但由于名义上的部长江精卫集中精力于政府主席的工作，毛实际上主持宣传部，^[30]因此他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宣传问题的报告。

在大会通过的概括了毛报告主要思想的关于宣传问题的决议中有下列论述：

一个政党的成功必须取决于这样一点，即一定要有重心。国民党的重心蕴藏在无数受剥削农民群众之中。宣传部必须不断地把党员的注意力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并指导他们依靠这一重心。^[31]

这时毛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尽管无可否认，但他在大会所争论的问题中显得最关心的是组织与纪律方面的问题，这是后来几个月中事态发展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大会遇到的严重问题是如何处理所谓的“西山会议派”，因为他们曾于11月底和12月初在北京西山的孙中山墓前聚会，通过了一项把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的决议。毛以宽大的态度向大会建议要宽大为怀，他说，不能因为西山会议本身而处罚右派，而只能看他们是否据有关文件记载，毛泽东此时的正式职务应为“代理部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讨论整理党务案的问题。在讨论中，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一个同事提出了一个三点计划，旨在减少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究竟有何意图给他们造成的不安。要求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讲明他们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必须完全公开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未经当地国民党组织的许可，任何国民党员不得加人共产党。对这几点意见，先是张国焘，接着是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员做了回答。也就是这一次，他俩的观点完全相同。这些内容从理论上说是好主意，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现有条件下，公开声明共产党员身份而不遭逮捕或处决是不可能的。毛说，迫使部分革命力量经受这样的打击，“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32]

大会最后通过了由陈公博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就是由两党的中央执委会召开一次会议，寻求一些办法使右派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感到放心。毛曾因为没有参加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而失掉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的位置，但现在他却又一次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得最多选票（248张）的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及蒋介石相比，他所得选票为173票，李大钊得192票。^[33]大会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一份新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这份刊物在3月初开始发行。虽然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共产党在决定蒋介石与莫斯科的较量中起一部分作用，但决定性的问题是北伐。进行军事讨伐以推翻北京的军阀，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直是孙中山最后几年最迫切的愿望。他接受了前苏联的很多援助，因为他深信，这是要建立一支能承担这一任务而又属于他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唯一道路。而现在蒋介石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的野心，而且也是考虑到国家的前途，驱使他来实现孙中山的愿望。

前苏联的看法则完全不同。1926年3月，就在这一决定性较量即将出现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由托洛茨基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准备的一份关于远东政策的报告。在这位“不断革命论”鼓吹者的思想指导下，准备了一份几乎完全是讲是否可能使用外交手腕的文件。新近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使莫斯科感到惊慌。苏联人现在提议，承认亲日派张作霖在满洲事实上已拥有的自主权，以此向日本求得前苏联自身的安全，而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不管吴佩孚在三年前对铁路工人的大屠杀，还抱有同吴佩李恢复谈判的想法。至于对广州革命政府，苏联人派其驻法国大使拉科夫斯基去试探，承认他们自主的可能性，想以此来抵消张作霖的势力。在一份谈到与广东关系的报告中，下面的话是斯大林亲自提出并加进去的：

广州政府现阶段必须坚决反对进行具有进攻性军事讨伐的思想，一般来说，任何这种做法都可能怂恿帝国主义采取军事行动。^[34]莫斯科尚未得到这一消息。对蒋在军队政治委员中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以及软禁前苏联顾问的行动，毛显然是不会同意的。但蒋的动机就某种程度说是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以便得到前苏联对其计划中的北伐的支持。那么就这点说，蒋与毛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蒋发动事变后十天，即1926年3月30日，毛参加了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动议，根据会议记录概述如下：

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35]

毛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证明他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北伐实际上会起促进农民运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他独立于莫斯科的立场，因为莫斯科就是在这同一天表示坚决反对广州发动任何类似这种性质的进攻行动。因此，只要蒋同苏联人讲和，除免去他特别厌恶的两三个顾问外，^[36]重新恢复所有军事顾问的职务；同时对国民党右派进行象征性的批判以平衡他向左派发动的政变，毛同蒋继续合作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更为奇怪的倒是这样一件事，就是他从1926年5月到10月，仍然担任着农讲所所长这一如此重要的职务。

蒋同莫斯科恢复关系是有条件的，除了要斯大林支持北伐外，再就是“整顿”国民党，目的是要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在任何领导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人数规定只能占三分之一，并且不准他们担任各部部长那样高级的职务。在这一规定下，谭平山被迫辞去组织部长职务，林祖涵辞去了农民部长职务。毛本人也失掉了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但他还保留了农讲所所长职务。不管怎么来解释这一情况，说他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也好，或者说主要的因素是由于他和蒋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也好，但事实毕竟是事实。^[37]毛在农讲所的活动对蒋和国民党并无好处，这是确实的。毛把他们作为农村鼓动者来培训的那些年轻人，在短期内保证了中共控制基层的革命发展；1927年国共分裂后，当毛领导第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上山时，他们中有很多人跟随毛上了山。但毛是否预见到了这些效果呢？有一个从长沙时代以来就很了解毛的人回忆说，毛在1926年春天曾对他说，他“有一个办法”。

第六届农讲所的课程，大体上和以前几届是一样的，这一届的时间从1926年5月3日持续到10月5日。毛同前任农讲所所长一样，仍把重点放在军事训练上（在380个小时的总学时中，军事训练为128个小时），这既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也符合他个人的基本爱好。他除了担负其他工作外，还有授课任务，讲中国的农民问题（23个小时），并讲9个小时关于农村教育问题。他还亲自执行由他首次采用的很有特色的教学计划，由学生自己阅读书和文章，然后对教师提出的问题交出书面答卷，由毛及另一位教师批改。^[38]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学时间与第二次全国劳工大会以及5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省农民大会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蒋介石在5月2日对这两个大会的联合会议发表了讲话，题目是“工农兵大联合报告”。他回顾了在1925年东征期间彭湃领导的农民为他的军队提供的帮助。他肯定地说：“武装的工农，在革命中的关系比军队更重要”。^[39]他的说法可能比刘少奇的话更使与会农民产生好感。刘在三天后说，工人必须“提携农民”，并领导他们前进。^[40]

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一致的刘的观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方面，毛在国民党内比在他自己党内更为自在。可是，在他与之共事的国民党员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和他一样，对农民抱有信心。蔡和森的妹夫李富春，是国民党政治训练班的负责人，就曾邀请毛给他的学生讲授农民问题。^[41]同时，毛在9月曾带领农讲所全体学员到海丰参观两周，听了彭湃的讲课，并看到了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42]

建立了一个在中共领导下的农民部，任命毛为领导。^[43]但决议中要求国民党给予更多独立性的规定很快就被莫斯科取消了。期大林政策的基石仍然是相信蒋介石。中共这一独立的农民部除见诸文字外，是否确定存在过，还不清楚。不管怎么说，到1927年7月为止，毛在农民方面做的重要工作都是在国民党主持下进行的。

1926年夏，当毛在广州训练农民鼓动运动时，蒋介石的北伐取得了巨大胜利。8月，湖南已完全被革命军占领，蒋在长沙发表讲话说：

中国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之后才能得到自由……第三国际在当前世界革命中堪称为革命的总参谋部……如果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我们必须联合前苏联来推翻帝国主义……前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是否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用于中国呢？不，她要我们完成国民革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不是要运用共产主义原则呢？不，他们也不是要这样做，他们是要应用三民主义，我相信参加我党的共产党员现在并不是要搞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民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坚决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来推翻帝国主义……^[44]

对毛这样一个以支持北伐来表明他投身国民革命的共产党员来说，对蒋的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好感要比大多数同志都强烈，这是很易理解的。顺便可以提一下，上面所引蒋介石的讲话同毛在1926年3月所写文章，有惊人的相似之点，毛这篇文章已列为现在公认的经典《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

毛也谈到了国民党应如何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同时，在反对第三国际还是反对反革命的“两面大旗”的问题上，他没有采取不妥协的阶级路线，也没有肯定无产阶级或中国共产党应该领导革命，^[45]而只是同蒋本人在六个月以后不加犹豫提出的那些口号不谋而合。当然，这仍然未能阻止北京史学家把毛的1926年的文章说成是“中国最早的和最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文献”，说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46]

实际上，在研究马列主义方面，毛还只不过是个初学者，而且在经过修改前的这篇文章中还有很多理论错误。^[47]他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后，是他的掌权方式已在实践中定形之时。

在形成毛后来的理论观点的实践经验中，有几件事要比1926—1927年冬春发生的几件事更为重要。在10月结束这一届农讲所时，毛显然在上海作过短期逗留，^[48]不过，他立刻就开始行动了。

关于这一报告的思想正统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争论，可简单作一概括。毛重视农民问题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异端，因为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谈到农民苏维埃问题和东方国家的农民为基础的革命问题。从正统的标准来看，他的错误是在于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由于这个报告是向国民党做的，这样说就很不得体。总之，这篇报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而在于使这篇报告具有生气的革命激情，以及它所记录的重要历史时刻。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写下了并以极好的口才谈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激发人民热情以达到中国的民族目标的唯一方法。可是在后来几年时间里，他在国民党的机构中，是如此全神贯注于国民革命的工作，以致对改造中国社会性质的必要性，兴趣大为减少。突然，在湖南农村，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农民爆发出来的那种他从未想到过的革命热情，他写道：很短的时间年，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毛认为求得解放之路有两条：文化的和社会的。第一种主要是推翻迷信习俗——从反对尊祖到取消夫权——这对国民党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第二种解放的办法显然就不会被接受了。毛在他的报告中确实常常只攻击“土豪劣绅”，而不针对地主。但在别的地方，他说得又很明确，他写道：“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如果国民党不仅像斯大林，而且也像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农民党”的话，那么它的领导人一定会欢迎他们的阶级反对剥削者所取得的胜利。遗憾的是，革命军的大多数军官不是出身地主阶级就是出身于同地主阶级有血缘关系的城市富裕家庭。国民党在1924—1926年对农民运动的异常同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受农民威胁的地主都是支持广东的陈炯明的。这就是斯大林命令他们做的事。早在1926年10月，当问题刚开始变得尖锐时，他就发了一份电报，强迫中共约束农民运动。^[49]两个月以后，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想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来。

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其核心是信任蒋介石的“革命军”。斯大林对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和意图，从北伐开始前所持的过分怀疑态度转为过分乐观的态度。对有些人说的在那些由革命军自己开创的地区普遍出现“某种失望情绪”的说法，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在国内战争期间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样就显然把蒋的军队和1919年时的红军画上了等号。这个前提一成立，那么要一举解决下面两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了，既要得到农民的同情，又不急于用过激的土地政策把国民党吓跑。那么，通过革命军队和“人民革命政权”（共产党员被邀参加这政权，并使之“左”倾）的机构，就足以“满足”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了。总之，没有别的实际可能，因为“几万”中国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个规模）除了通过国民党的政府和军事机构，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50]

对国民党军队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共产党应付国民党军队的能力所持的这种极其错误的看法，主要是出于无知呢，还是以保卫苏联自身利益为前提、对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抱怀疑和悲观态度？无疑，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斯大林政策的根子非常明显地反映在1925年1月他所作的讲话中。他在这篇讲话中分析了能“给我们的政权，给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的四个“苏维埃政权的同盟者”。第一个最重要的同盟者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但遗憾的是欧洲“革命运动的状况”眼前还不能提供很多希望。第二个同盟者是“不大发达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它们是“我国革命的一支极巨大的后备力量”，但“他们行动得太慢了”。因此，必须依靠第三个“同盟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靠外交手腕），而首先要依靠第四个同盟者，即苏联农民的支持。^[51]

这种利己主义，再加上一个人的过分自信，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前苏联这段时期的中国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个人自以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卫士和提倡者，就对一个完全不同于他自己国家的大而复杂的国家的情况完全了解。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有更为现实的政策，就能轻易地、甚至有可能夺走蒋介石的胜利果实，从而建立共产党的统治。“国民党左派”中那些人本身的教训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竭力想通过党和政府来控制蒋及其军队），证明要想夺蒋介石的权是何其不易。

1926年3月20日的事变为国民党分化为左派和右派提供了新的动力。在1926年的最后几个月，当党和政府机关正跟随军队北去，并计划要在华中成立革命政府时，蒋同左派的紧张关系就不断迅速加剧。这种加剧无疑是由那些不同意斯大林对蒋介石抱信任态度的共产党员促成的，但它也是由蒋同左派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敌对造成的，同时也是政府领导人看到大权在握的军事领导人在作出战略决策时不同他们商量而自然产生的一种不安心理。到1927年1月，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同南昌的蒋介石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

除这些组织措施外，三中全会终于采取具体步骤把斯大林在1926年11月关于吸收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意见付诸实施。新成立了五个部，有两个部派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负责农民部，苏兆征负责工人部。刚从湖南调查回来的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资格参加了会议。^[52]虽然毛并不是那些被任命为部长中的一个，但他在三中全会上讨论农民问题时起了积极作用。3月15日，他提出了一份“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规定对那些搞反革命活动的人处以死刑或关押。他说：在革命形势下，用“和平方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必须对他们实行革命制裁，“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53]

很明显，毛被他在湖南目睹的革命风暴所吸引，而且在后来几周中，这一经历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产生影响。1927年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土地委员会”，包括毛和谭平山。^[54]这个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在一次会上，毛归纳了他从湖南认识到的重要问题，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土地问题委员会一系列“扩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于4月19日召开，参加者是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许多政治工作人员，还有武汉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毛在这次会上根据国民党革命的要求来论证没收地主土地是正确的。他说，只有当“生产大军”供应革命军粮食时，他们才能前进，土地改革是使农民在这方面提供支持的最好办法。^[55]

为了制定土地改革的明确政策，土地问题委员会决定成立五人小组，毛为组长，来起草一个“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这一文件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56]这个标准本身尽管不很明确，但还是比较温和的。而毛及其五人小组通过的一个“土地调查”，其内容则要激进得多。它规定：“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百分之十二，均是反革命的”。^[57]大家还记得，毛自己的父亲占有二十二亩土地，因此，他为反革命所定的标准实在是非常低的。

毛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向委员会解释决议草案的，他的话表明他对革命行动的态度，既包含国民党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目标，他说：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

毛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为了进行战争的需要，从农民那里取得资源是必要的，说如果没收了土地，人民得到的就会更多。因为那时农民已不用交地租，他们就能不用那么困难地交付大量的税。他把“土地调查”材料中已暗示的，但在“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未公开提到的结论明确提了出来，那就是，应该像没收地主土地一样没收富农的土地。最后他大力强调各地区的不同条件，因此需要有个灵活的政策。他说，在农民已经开始平分土地的湖南，“政治没收”就不够了；反之，在其他农民运动发展较慢的省，搞“经济没收”的条件又尚未成熟。^[58]

4月22日，毛在土地问题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的决议提案，汪精卫对这个文件表示担心，因为它“名以政治的没收，而实行经济的没收”。按他的看法，政治没收只能扩大到大地主。汪精卫的批评倒不使毛感到意外，更为严厉的一击是夏成的批评。他不仅是个共产党员，而且从毛在长沙学生时代组织新民学会及其他组织以来一直是毛的密友和政治合作者。夏说，这个决议提案有“很多矛盾”，会使“……贫农与富农立即斗争”，总的说来是完全行不通的。

另一个共产党员彭泽湘，则批评这一决议提案的提法还不够，他要求立即“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土地。有些人埋怨毛走得太远了，有些人又说他走得还不够远。毛在回答这些批评时说，只要有四个或五个像湖南这样的省，那就有可能立即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目前形势下，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接着就重申他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事实要比合法的条例重要得多：“不过人民不缴租给地主，制度是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律是在事实之后加以承认的”。一旦“经济没收”在全国的条件成熟就可以准备另一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了。^[59]，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关于汪精卫的发言有如下记载：“如汪之批驳云：‘关于决议草案第一项，是政治的没收，似嫌笼统，因为由此可以变为经济的没收。我们现在要问所谓耕者有其田，是否今日即需做到？如不有明确决定，即可用政治的没收其名，而做经济的没收其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的头衔，而没收其土地也。’”一编注蒋永敬在同书中关于夏曦的发言有如下记载：“共党分子夏曦亦认为前项草案有‘很多矛盾’，他认为：‘草案是一部分没收的，其未被没收的部分仍有地权，如此有两种佃农：耕国家的，耕私人的。两种所纳田税不同，则农民立即分化，贫农与富农立即斗争，革命必致破坏。所以这个草案是否能行，甚属疑问。”

1927年4月20日，在土地问题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规定最大的地主的土地也可不没收，只要他们有亲属在军队服役。至于其他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毛的“经济没收”的办法——即由农民直接采取行动拒绝交租——不是一个好方法；而“政治没收”，即在小范围内同意不没收军人的土地，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4月26日，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并建议要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只应实行有秩序的、有限制的没收；而在其他地区则要用大量的激进的口号来发动农民。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鲍罗廷的意见。^[60]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终于在5月6日通过，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都不在没收之列。根据毛和鲍罗廷的要求，还规定农民可在当地组织自治。^[61]

这就是4月讨论的情况。毛在其自传中说，这时候讨论了他在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可能是指在他领导下所写的决议草案）。他“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62]但同时他又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通过的决议是完全符合他的立场的。但就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63]这个问题又由于有下面这一情况而更为复杂。就是在4月份，毛还被行命为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的五个常务委员之一。五个常务委员中的三人也是土地委员会的三个委员：毛本人；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领导人邓演达。但是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是由谭延闿领导的，他是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者。他和汪本人一样，在那时一直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可是在农民的革命行动面前，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www.xing528.com)

毛自己的说法是，这个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可是问题很明显，就算名义是由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领导，这样一个机构也很难说是共产党建立的。^[64]不管怎么说，它的作用主要是约束农民，目的是不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破裂。这一任务更为紧迫，因为武汉政府需要得到湖南军阀唐生智的武力支持。唐是在北伐时投入到国民党事业中去的，表现得很开明，并早在1926年10月就同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65]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他军官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于湖南地主家庭，因此受毛在几星期前以巨大热情考察的事件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受唐生智领导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4月进行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公开而坦率地宣布：相当多的官兵，特别他自己军队中的官兵都拥有土地，因此，在决定土地政策时必须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66]

莫斯科不管这些警告的信号，仍坚持不仅要同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合作，而且还要同蒋介石合作，上海工人在起义后把这个城市交给了蒋，但蒋很快就在1927年4月用闻名的对上海工人的大屠杀解决了问题。

【注释】

[1]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265页。

[2]这次使35人死亡的镇压行动是一系列事件中的高潮，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支持吴佩孚反对其军阀对手，以此换取在吴控制的地区放手组织工人的权力。这在后来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政策，看来是马林和李大钊两人出的主意。参见康拉德·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5页，他把责任完全归之于马林及共产国际。谢诺思在其所著《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巴黎莫顿公司1963年版）一书第277页中，则认为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李大钊。

[3]见白瑜教授的回忆。白教授还谈到了毛在长沙时代的另一件事，也可证明他的强烈的民族主义。那是在第一师范学校同湘雅举行足球赛时（湘雅是那鲁在中国设立的一个预科学校，进这一学校的大多是与西方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的子女），在一大群观看球赛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毛的高大身躯，他大声喊道：“打败洋奴！”“洋奴”一词是对那些过于屈从西方利益的人的鄙弃之称。

[4]他在1923年8月写道：“如果我们有一个外国主子放了屁，那也是非常香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10页。

[5]同上，第206-207页。

[6]同上，第208页。

[7]《向导》周报，1923年6月20日第30期，第228页。（该宣言还指出，国民党必须“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才能“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其次，该宣言认为，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而不是“必须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编注

[8]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36-37页。显然在共产国际压力下作出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会议，在两个月之后变了。

[9]见同上书第6章第118页上关于他对南昌起义所持看法的分析。

[10]黄埔军校非正式成立于1924年5月1日，6月16日由孙中山主持举行隆重开学典礼，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主管政治部。

[11]《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1955年版，第1152页。这一关于毛的材料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丁·韦慕庭教授对我的提醒。另外两位共产党代表是李大刊和谭平山。（在《革命文献》第8辑1978年影印版第144页上刊载这一史料，谓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十九人是：谢持、何世桢、谭平山、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朱济青、李守常、萧佛成、汪精卫、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瑛、邓泽如、谢英伯。其中李守常即为李大钊。——编注）

[12]这是根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莫娃的证明，她在鲍罗廷使华后期曾任他的秘书和译员一年多。见她写的回忆录《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179页。她的书对苏联使团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那段历史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某些军事顾问的情况，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

[13]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

[14]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37页。

[15]海丰和陆丰（统称为海陆丰），位于广州北部海岸。

[16]关于彭湃在农民部以及在海陆丰等地农民中的活动情况，请见江渡辰吉写的两篇文章，载《中国季刊》，1961年10月—12月，以及1962年1-3月第8、9期，第160-183、149-181页。

[17]见《向导》周报，1923年8月1日第34期，第258页；以及《新青年》，1924年第4期，第22页。

[18]《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莫斯科1934年版，第114-116页。

[19]“新右派”领导人之一胡汉民受到怀疑，以至必须把他送出国，到苏联

[20]这篇文章为陈独秀的好友彭述之所写，载《向导》周报，1925年1月7日第98期，第818页。

[21]关于这一时期的材料，见谢诺思著《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第371-444页。“五卅”的示威游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在这方面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是蔡和森，他是毛泽东在长沙的密友。

[22]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

[23]切列潘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第1卷，第84页。

[24]鲍罗廷：《国际政治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3版），广州1927年1月版。

[25]见李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中的一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4页。

[26]官方编史工作者为了掩饰毛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合作时间长于任何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人，便严重歪曲毛的生平活动年表，在被歪曲叙述的一年多的活动时间里，就是以毛抵广州的日期开始的。这种改写历史的情况发端于毛本人在1936年向埃德加·斯诺谈他自己经历之时。但是毛比起现在北京写历史的许多人来说，则又要诚实得多。就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来说，毛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他组织湖南农民的活动在赵恒惕中止它以前曾持续了“几个月”（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西行漫记》中的记载可能有误。——编注）可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真正认真组织农民也是在“五卅”之后，这同上面所说他回广州的日子是符合的。其次，毛的《长沙》一诗，显然写于秋季，在最新出版的他的诗集中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5年。这就说明，他在湖南起码呆到9月。最后还有一个材料来源，虽然不很明确，但却常有一些有用的资料。这一材料指出，毛抵达广州的时间是在11月（《现代史料》，第4卷第3部分，上海1934年版，第343页。见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00页上所引。

[27]关于戴季陶和“新右派”的问题，见前引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55-61页；韦慕庭和朱莉·豪合编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06-212页。称他们为“新右派”是同顽固的“老右派”相比而言的，这些右派在1923年，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虽然胡民汉确实是怀疑共产党，但指责他合谋刺杀廖仲悄事实上是不公平的。

[28]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65页。

[29]第五届农讲所的113名学员的全部名单中有毛泽民的名字，见《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

[30]他在自传中的说法是“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见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35页），虽然文字上有误，但内容确切。毛的地位同在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的周恩来是类似的，尽管名义上周是副主任。

[3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6年4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第136页。不管毛是反映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中共党内起码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是重要而引人注意的。尽管这些人是保守分子，但毛强调与这些人保持同志式的团结，认为他们是真诚投身于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斗争的。毛明确表示，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而言，他更多地重视前者（至少就目前来说）。

[32]《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9页。

[33]同上，第165-167页。

[34]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麦克米伦公司1964年版，第769-772页。

[35]《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

[36]在蒋厌恶的顾问中有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库伊贝舍夫（他是前苏联著名领导人、当时前苏联经济事务部人民委员万拉林·弗拉基米洛维奇的兄弟），他以季山嘉的名字前往广州（西方材料中一般都错拼为季山科）。库伊贝舍夫于1925年夏接替化名加仑的布留赫尔，作为前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赴广州。在蒋的要求下，他被召回莫斯科，他的工作又为加仑接替，因为蒋更信任加仑。可能是因为库伊贝舍夫坚持要对全部国民军实施集中管理而遭到蒋的厌恶，显然这一政策是想最大限度地扩大前苏联的影响。也有一种说法是，汪精卫曾提出一个计划，要组织一个旨在逼蒋不向国民党中的反共派的要求屈服的反蒋联盟，库伊贝舍夫也参加了这一计划的制订。同时，蒋在日记中还抗议季山嘉对他的“嘲弄”。从这里也可看出，他们的破裂可能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见前引韦慕庭等编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212-217、267-268页和前引阿基莫娃著《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199、207、236-237等页。布留赫尔后来成了斯大林1938年大清洗中的牺牲者。

[37]1953年在北京出版的一个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0-32页）。但就是在这本书的一篇文章中，李锐仍然掩饰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办日期。毛是在农民运动委员会于3月16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农讲所所长的。见《中国农民》，1926年第4期。

[38]关于农讲所的报道，见《中国农民》，1926年第9期。李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中又引用了这一报道，见该书第20-32页。

[39]《中国农民》，1926年第6、7期合刊。

[40]他用的“提携”这个词，也有“像小孩一样拉着”这个意思。我估计发表在1926年6月5日第14期《政治周报》上的文章，实际上同刘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致的。我已从《新青年》第5期第778页上记下了这一报告的日期。

[41]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49页）中说，在第六届农讲所期间的合作，时间是1925年秋天，这一说法同他系统地歪曲毛的活动年表是一致的。（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249页上的原文为：“1925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80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46页上，李锐修正了上述说法，改为：“1925年和1926年，毛泽东在广东主持有名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459页上说：“1926年春，毛泽东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编注）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两个日期是对不上的；我们所谈及的事情要么发生在1925年秋天第五届农讲所期间，要么是在第六届农讲所开办期间。如果是第六届的话，那么，应是1926年夏天。后一个假设的时间似乎更有可能。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国民党于1926年5月“整顿”以后，李在国民党内也仍继续担任要职。（原丈如此，疑有误。——编注）

[42]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3页。

[43]斯诺：《西行漫记》，第136页。

[44]《蒋介石全书》，1927年版。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是“东亚无我主”（笔名）所写，日期是1927年1月15日。

[45]唯一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话是1951年加进去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47页中关这种改写历史的例子。

[46]何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

[47]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6-47、210-214页。

[48]斯诺：《西行漫记》，第135-136页。毛的年表是如此含糊不清，以致很难知道毛是否去过上海，是什么时候去的。

[49]他本人在很久以后承认这一说法，见他在1927年8月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

[50]《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9-332页。

[51]《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8页。

[52]见K·A.威特福格尔在《中国季刊》1960年第2期第17页一文，引自《人民论坛》，1927年3月18日。

[53]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社1972年版，第259页。这本书当然是极为反共的，但蒋先生得到了国民党的档案，包括三中全会以及毛在1927年4月参加的其他会议的原始文件。因此，他的书对毛在这时期的立场提出了完全新的看法。

[54]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78页。

[55]同上，第284页。（前引毛泽东的这段原话为：“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编注）

[56]同上，第286页。

[57]同上，第289页。

[58]关于“经济没收”和“政治没收”这个提法在当时有两个不同的含意，既指没收的方法，又指没收的目的，就是说，“经济没收”既指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没收，诸如拒交地租，同时又带有改变土地结构这一经济目标，这是同巩固革命军队的政治目标相对而言的。毛在此是以第二种含意来用这一词的。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页。

[59]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91-292页；第293页。据蒋永敬书中说，此次会议是1924年4月24日召开的。——编注

[60]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97-298页。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称，“中央首领陈独秀大致赞同鲍罗廷的意见，但亦有不同之处。”——编注

[61]同①，第298-304页。（《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编注）

[62]斯诺：《西行漫记》，第136页。

[63]关于4月讨论的其他说法，见罗伯特·诺恩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1927年的国共分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4页，以及前引阿基莫娃著《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349-350页。

[64]上面所引领导人名单是根据一个原始文件末尾的署名，这一文件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艾萨克斯收藏的材料中（任命日期为1927年6月13日）。江渡辰吉引用了一个日本的材料，也证明谭延闿是主席（《中国季刊》，1962年第9期）。毛的说法见前引斯诺所著书第137页，蒋永敬并未提及这个机构，但它仍可能是在4月讨论过程中建立的，也许是作为一种手段，以保证在实际贯彻所通过的决议时不致被激进思想所歪曲。

[65]韦慕庭等合编：《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417、394等页。

[66]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