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尤其是5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几乎牵动了全国各派军阀，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100多万人，战线绵延数千里，时间持续半年之久，双方死伤约30万人，军费消耗约5亿元。这样的大混战，当然严重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给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到1930年夏，红军经过近3年的游击战争，全国的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部队近3万人。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各地红军根据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420]的指示，普遍进行了整编。红军的发展和整编，为红军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与红军发展的同时，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分布在十几个省300多个县的小块的、分散的、流动性很大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发展成联片的、范围较大的、比较稳固的苏区。其中，赣西南苏区辖30多个县，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是当时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和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苏区。后来，赣西南苏区的赣南部分同闽西苏区合并，称为中央苏区。
然而，从全国总的形势看，尽管革命势力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但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时，国民党的正规军有200多万，是红军数量的20多倍；小块红色政权在全国仍然是“星星之火”，远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同时，还应该看到，虽然各派军阀混战不止，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但当革命势力发展到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将会暂时妥协，并迅速联合起来向革命势力进攻。因此，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正确地分析和估量当前的形势，而且应当预见到即将出现的新情况，采取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和策略，以便在敌人大规模“围剿”到来的时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主要领导者李立三，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从“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出发，片面夸大形势有利于革命的一面，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从而使革命事业和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挫折，并且丧失了在有利形势下更大发展的宝贵时机。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是党内原来就存在着的盲动主义错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从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就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1930年6月1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本人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一整套冒险主义主张。因此，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决议案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过分夸大了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案在革命任务问题上，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不切实际地把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推翻全国的国民党政权，作为“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为了实现这个“策略总路线”，则极力推行“左”倾冒险的错误政策，其集中表现为调动全国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其“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接着，李立三等人又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行动口号；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组成领导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他们给各地红军下达的任务是：赣西南和闽西苏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赣东北苏区的红军，“以切断长江为主要目的”；湘鄂赣苏区的红军“一面截断武（汉）长（沙）铁路”，“一面帮助鄂南、鄂东南地方暴动”，“进迫武汉”；湘鄂西苏区的红军一面“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一面“进迫武汉”；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迫武汉”。[421]总之，各路红军要进逼武汉，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另外，命令广西右江地区的红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422]
（二）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
但是，毛泽东向来不赞成“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当然更不会同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因而一再遭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批评和责难。1930年4月3日在《中共中央致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中批评说：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但是，“‘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时，强调在上海或武汉等中心城市举行暴动，同时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在6月11日通过的决议案中，指责毛泽东“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6月15日在《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更严厉地批评说：“中央过去曾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得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封信还把所谓“尤为严重”的“农民意识”和“机会主义”的错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二是“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像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界割据再打南昌”；三是“你们对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四是“你们对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害怕帝国主义，所以我们指示你们去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这封信还严厉指出：“你们应当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必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这就是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现在强硬指令毛泽东、朱德必须放弃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要坚决执行他们“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政策。
面对这种形势，怎么办？对毛泽东来说，当然压力很大。
（三）抵制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模范(www.xing528.com)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虽然不到4个月，却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并丧失了有利形势下争取更大发展的时机。例如，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有11个共产党的省委遭到破坏。上海的地下党员由2000多人减少到600人，天津地下党员有500多人，后来只剩下二三十人。同时，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损失。红七军由于执行北上攻打柳州和桂林的任务，由出发时的6000多人减员到1000多人，而且右江根据地也因红军撤离而丧失。红二军团由于离开湘鄂西根据地，配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结果中途受挫，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受到很大损失。红十军由于进攻九江远离根据地，敌人乘虚而入，使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毛泽东遵循马列主义原则，从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巧妙灵活地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这样，毛泽东就既维护了党的组织纪律和团结统一，又在行动上避免了进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从而使他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后来的红一方面军，不但没有遭受损失，而且得到了很大发展。因此，毛泽东不愧是我们党内抵制错误路线的模范。
关于毛泽东抵制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情况，朱德回忆说：
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一九三○年六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一万人左右，这时约有一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但长沙打了三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十月间，吉安果然打下。部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红一军团约有三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很大意义。[423]
关于毛泽东抵制李立三错误路线的问题，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做的结论是：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424]
总之，纵观毛泽东抵制李立三路线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把坚持真理和服从组织、把反对错误路线和团结大多数同志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而为我们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为在党内抵制错误路线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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