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的影响及其后果

在私有制下,社会资本及财富被积累在谁手中,在官的手中,抑在非官的手中,本来不值得去计较,而官僚资本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乃在它自始至终,都必然招致祸国殃民妨碍社会发达的不利影响。把官僚资本展开的全过程加以考察,我们可以见到它的以次几种显著倾向:

1．独占资本化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极度同情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自南京发出一个电讯,报道“中国政府用各种不同的公司组织,已包揽了国内一切主要的经济事业,掌握矿产、动力、重工业、丝、棉纱及糖的生产”。其实何止生产,一切比较重要的贸易对象,如茶、桐油、棉花等等,几无一不由专卖或官营一类名色垄断或独占了。这种独占倾向的产生和发展,无非是官僚资本作用的必然后果。我们知道:官僚资本之独占资本化的倾向,最先,就因为它这种资本形态,不但最便于发生这种倾向,官僚资本是否能维持并扩大,就看它保有那种独占到什么程度。

我在前面已指出官僚资本的所有形态、使用形态以及其他种种中间形态了。完全由“公家”名义或主要由“公家”名义经营的事业,在一般工商市民阶级尚未取得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可以依照政府当权者的一时高兴,而确定其独占范围。而在战争过程中,更加是“悉随尊意”了。我们社会本身,原本是缺乏实行统制经济的先天条件的,但虽如此,我们战时乃至战后许多所谓公营事业,或半公营事业,都一直在借着金融上的或产销运购上的优先利益或特殊便利支持着。比如在倒产歇业变成极普遍现象的今日,像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类的大规模企业,却在倡言着并预期着高额赢利(其实,敢于夸称有赢利的“公营”事业,恐怕也只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如像和它同时成立的中国蚕丝公司,其经理人就苦脸诉说:“我们是亏本事业”),这不是对于以往所加于“公营”事业之批评指摘的反驳吗?但仔细分析,就明白那是它在经营的任何方面,都享有特殊便利的结果,换言之,也就是独占的结果。凡独占经营所获得的利益依一般经济原理评判起来,都是由于其他未享有同等优待的同类事业的损失。它是把同业的牺牲作为营养而成长起来的。大家试想想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从中央银行所得到的无限制贷款的便利,它在购进原料和添补机件上所获得的外汇和运输上的优先便利,它的厂房公有不付租金的便利,它在运销上与纱布统制密切关联起来的便利,它的极庞大规模的托拉斯组织的便利,以及其他关于纳税方面所得的便利,殆无一不是由于独占。我们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不难类推到其他名义上公营或半公营事业的发展内情。不但此也,独占利益本身,往往又会成为未享有此种利益,并因此种利益蒙受到致命损害的其同类事业特殊化或官僚化的诱因。一般未享受独占利益的同类民间企业,要就是睁大眼看着自己没落,否则就是让那些握有政治经济权势的人,即可能使它也多少有那种独占利益的人,参加进来。

事实上,凡属由官僚所参与的事业,不可避免要由于人情主义,应付主义,形式主义而逐渐变得没有效率,可是正因为如此,独占更成为必要。许多过于天真的人,还在高嚷着取消“公营”事业“半公营”事业的差别待遇,那其实就等于说是取消官僚资本本身,那是可能的吗?事业是否能存在,是否能发达,不取决于经营技术或效率,却取决于是否取得独占权利,单就这种场合来说,官僚资本之妨碍私资本和一般企业效率的改进或提高,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但其弊还不止此。

2．政治资本化

官僚私人对于独占利益,可依三个方式取得:其一是借着“公营”事业的经营,从中渔利。其二是参加所谓“商股”到享有独占权的“半公营”事业方面。其三是让私人经营获得某种独占,因而在那种私人经营中享有相应的“特殊股份”。无论就哪一个方式说,独占的利益,都非靠着官,靠着政治势力不行的。独占利益的大小,就同官的大小,政治权势的大小发生了直接关系,结局,官僚资本的活动,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角逐,取得政权,变成了取得各种官僚资本利益的前提条件。可是,这还是问题的一面。更坏的,却是另外的一面。一个官,或一批有血肉关系的官,欲保持其已有的政治权势,或扩大其已有的政治权势,往往又得看他或他们是否运用有控制有大量的官僚资本,在这种意义上,官僚资本又变成了政治权势取得的前提条件,所以,接近,更进而支配某种较大规模较有利益的“公营”事业(无论那事业是属于生产方面的,抑是属于交通金融等流通方面的),乃成为政治斗争最基本的动因。试从小焉者的县到省,到中央,所有各种派系主义地方主义之间的倾轧,尽管表面上有极其差异或极其合理的借口,而熟识内情的人,却是很容易指点出它们最后的目的所在的。除了极少的场合外,我敢说,它们那些倾轧或斗争,实无异官僚资本独占权的分配斗争。(www.xing528.com)

把官僚资本当作保持政治权势的手段,那和把政治权势当作取得官僚资本的手段,本来是有其内在因果联系的,但以言其弊害,前者就比后者大得多,严重得多。因为在前一场合,官僚资本势将转为政治资本,官僚资本的活动,势将歪曲到经济本身以外去,某种“公营”事业一被某某政治巨头所运用,那种事业将会自然而然的机关化为这巨头一派的小喽啰们的“根据地”。这一来,公司衙门化的可能性大增,在渔取“政治活动费”的名色下,一切腐化贪污就由此更加受到保障性的鼓励了。结局,官僚资本的经济目的,势不免要为其政治目的所牺牲。

惟其官僚资本与政治,与政治势力者如此密切的联系着,所以政治上一旦掀起波澜,政治势力者有了升沉去就,马上就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及的经济部门,银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业组织也好,都相应发生脱节和崩解的现象。新政治势力上台后的第一项经济“调整”工作,也许就是看它对前任所留下的“大漏洞”,如何去弥缝;当他们在台下的时候,尽管对其蓄意打倒的对象,如何痛加体无完肤的攻击,但是等到登台以后,却像很“恕道”很“绅士”的宽容前任的贪污。这“官官相卫”的哲学,到近来明如观火的证明即是他们想借此混水摸鱼,并预留自己下台饱掠步骤的狡计。大家试想,近十年来,该有多少属于所谓国家的、省市的公营事业,都不约而同的随着有关的政治势力者的塌台而解体了。我敢担保,现在依着多方面的特殊便利,而在表面上显得“经营有力”“生财有道”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如其叫熟识内情的人仔细考究一番,恐怕不会像前任负责人那样自吹自擂的“满意”吧,即使真的如此,试多经几回“交代的转折”看,其命运也许不过如昔日曾经被宣扬得炫赫一时的招商局或汉冶萍公司啊!

然而官僚资本活动的弊害,还不止此。

3．买办资本化

我这里得指明,官僚资本独占资本化,政治资本化,无疑是一种必然发展的程序。至于买办资本化的倾向,在某些场合,虽然是由其政治资本化演化而来的,但在实际,我们的官僚资本一开始活动,一开始当作一个显著的经济形态,就已经和买办资本结了不解之缘。我们甚至可以说,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最初就是以孪生兄弟的姿态出现,它们通是在国际资本作用下的中国这种社会的必然产物。为补足前述官僚资本形成过程的说明,且附带简略指出那种关键。国际资本在落后地带发生支配作用,或把落后地带变为它的营养生命线,是必得落后地带破坏其原有生产方式,才得为它提供制造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的。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在已经殖民地化的落后地带,其政治支配权使它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作去,而在不曾完全殖民地化的国家,它就必须通过这种国家的政治支配者,给那些支配者以某些经济的利得,才行得通的,结局,各种各色的借款成立了,各种各色的采购组织成立了,各种现代型的经营出现了;中国现代初期的所谓官办产业,官商合办产业,是在这种种现实要求下实现的。与外人接近的政治势力者,无论以国家的名义借债或还债,购入还是卖出,均被视为有大利可图,这是官僚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侧面,也是官僚资本最初就与买办资本发生血肉关系的内情。此后,凡属有关官僚资本的活动,都附加上了“买办的”烙印。可是在理论的叙述逻辑上,我们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却是前述的官僚资本的政治资本化倾向一经形成,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其买办资本化倾向。这可从以次几点来说明:

首先,官僚资本一变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一变为一种政治资本,它无论从积极方面讲,抑从消极方面讲,都要求带有买办资本的性格。为了借官僚资本来保持政治势力,那种资本活动中,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奥援。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在消极方面,为了补救自己政治势力一旦不保,而仍能保有其官僚资本,从而,保证其再获得政治势力的可能,也得在其资本活动中,参入有外力的外国资本的力量。最近不时见于报章的所谓中美什么公司的计划与组织,显然与官僚们各别的主观如意算盘有关,但在官僚资本活动过程中,事实上还造出了一种更有危险性的官僚资本乃至一般社会资本的买办资本化的必然情势。即:

其次,官僚资本既如前面所述,依种种独占,妨碍一般民间产业的发展,妨碍一般经营技术的改善,而又由其化作政治手段,而不时引起整个经济上的混乱与脱节的破坏影响,其结果,全国产业将愈来愈变成遍身瘫痪不遂的状态,将益使从事生产事业者裹足不前,而以社会上的金融、贸易、交通以及市场投机一类流通经济作为唯一可能的出路。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就是产业上的全面对外依赖,也就是全面买办资本化。自然,我们并不否认我们政治势力者也有建设中国经济的大企图,可是,我们也同样难于否认他们维护自己及其一派经济势力的“小企图”,往往是被位置在那种大企图之上,并使那种大企图去迁就它。因此,在什么中美航运公司什么中美贸易公司酝酿当中,我们又发现中美农业考察团、中美贸易考察团……一类顾问或指导组织,或已或将络续不远万里而来了。这些客卿之来,也许不完全是自告奋勇,他们也许不尽是自国利益第一主义者,但依据他们考察结果的报告(如最近发表的中美农业技术考察团报告书),如其说他们不是对于中国社会根本的性质过于无知,就是对于中国经济建设,过于不感兴趣,设把他们的活动,与我们官僚资本之买办化的动态关联起来加以考察,任何人都不免为中国之殖民地化的前景表示忧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