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行动的形式及其影响：反美抵制运动的例子

正如杨庆堃（Yang 1975）的研究所表明的，在晚清，大众行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见图3.1^[1]）。他提出了几个和本书相关的推测性结论。（1）在经历了一个衰落时期以后，大众行动正在兴起。（2）不管起因如何，大多数事件都具有政治性。（3）在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发生的抗议和暴力活动，数量相对要更多。^[2]反美骚动尽管大多发生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沿海城市，但总的来看，抵制运动仍然符合大众行动的一般性模式。不过，抵制运动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大众行动之间，也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区别。

图3.1 大众行动事件频度

根据杨庆堃（Yang 1975）的研究，在这些大众行动中，有56.2%的事件只持续了一个月或者更短时间。相比之下，反美的抵制运动在多数地区的持续时间都超过了6个月，在广东的持续时间甚至更长。此外，在杨庆堃所考察的整个时期中（1796-1911），“全部大众行动的96.7%都是地区性事件，其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一省的10%，甚至低于10%”。他使用的数据表明，“大多数事件仅限于单独一个县的范围之内”（Yang1975：179）。^[3]和这一类大众起义相比较，抵制运动在地理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受它影响的城市，不仅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甚至还有位于乡村的县城。的确，运动的范围十分重要。其他多数大众行动的起因，或者是地方环境的变动（或是未能发生人们所希望的变动），或者是一些给民众带来痛苦的地方性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地方上不能完全解决，也能够进行相应处理。因此，这些行动往往只涉及少数人，也不需要进行太多的组织或者协作。然而，这类范围有限的大众行动，在与一个歧视性的外国法案进行斗争的时候，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抵制运动每一个行动的结果，都会要求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这样，抵制运动要取得成功，就需要更高的斗争水平。

对于城市中国人发动一场需要大规模动员和协作的全国性大众运动的条件，杨庆堃的研究几乎没有论及。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做的是计量研究，而大众行动的一般性模式并不能揭示推动这场运动兴起的那些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看，我们就需要更为密切地关注其他一些类似的运动。同时，因为一个运动的斗争形式往往与运动的其他方面——它的参加者、目标以及范围——密切相关，我们也应当特别关注和平示威、大型集会以及抵制外货一类被塔罗称之为“标准化了的斗争形式”。

正如杨庆堃的研究（Yang 1975：190—191）所表明的那样，在晚清，几乎没有多少民众行动展示出了塔罗的“标准化了的斗争形式”。在对各式民众行动的领导层进行分析时，杨庆堃没有将学生列入其中，并且把商人——而且只是那些在走私、骚乱、罢工以及地区性抵制活动中有着突出作用的商人——的领导作用远远置于士绅和官员之后（Yang 1975：199，201）。但是无论如何，杨庆堃的数据确实说明了一个重要趋势，这就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三种特殊类型的大众行动——罢工和抵制，示威和聚众喧闹，鼓动和宣传——越来越增多。在某种程度上，新兴的社会团体领导的各种爱国运动运用了所有这些抗议形式（见图3.2^[4]）。如果说，罢工、抵制、请愿和其他一些斗争手段早在1905年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使用的话，那么，只有在20世纪初的中国城市，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和平抗议形式才得到更加频繁的使用、精化和标准化。

图3.2 大众行动类型

尽管杨庆堃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计量研究的方法并不能帮助我们更为直接地了解晚清大众行动和1905年抵制运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哪些事、事件和社会运动，在领导者、组织、参加者、运动目标和策略等方面，对全国性的大众抗议运动做出了最为直接的贡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去考察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大众民众行动，因为那里正是抵制运动首先爆发的地方，同时也是抵制运动的中心。

在20世纪初年，通商口岸上海正在成为一个商业、工业、教育和文化的中心。一名作者评论说：“到世纪之交，这个城市的交通体系已经接近完成。对这个口岸1842年以前的居民来说，1900年的上海已经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了。”（Wasserstrom 1991：27）这一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巨变，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群体为了谋求正义而采取的民众行动的形式。利用报纸、当地政府公报和档案等各种资料，我们就能构建出一个时期内上海民众行动的大致轮廓（见表3.1）。(www.xing528.com)

表3.1 上海的大众行动，1870-1905

工人罢工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大众行动，这一事实表明工人阶级在上海的兴起。然而工人的激进行动在哪方面能为全国性的运动做贡献呢？他们的人数依然很少，他们的行动是典型的非政治性行动，他们的斗争目标常常是外国雇主和工头。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的专家裴谊理（Elizabeth J.Perry 1993：38）发现，自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以来，工人的行动越来越富有攻击性。诚然，大多数罢工是由一些具体问题引起的，比如削减工资、人身虐待和工作时间太长等，但是到这时，上海工人无疑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政治意识，使他们能够参与到抵制运动中去。比如，当有工人因为散发反美传单而遭到逮捕时，印刷业的工匠们就举行罢工（《时报》1905年12月5日）。工人们也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协作。小工人于1877、1888和1897年举行过几次上海市规模最大的罢工，抗议工部局强行征收新税。由于工人们尤其是工匠们通常是按照他们的家乡组织起来，所以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参加到来自同一家乡的其他阶层成员的行动中去。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因素制约工人参加爱国运动。工人们虽然进行罢工停工，但在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中，他们很少成为主要角色。例如，由于“知识有限”，他们在抵制运动中只能追随其他人的领导（《时报》1905年6月4日）。出于他们的实际情况，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与他们切身的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业做出牺牲，除非能够从中得到某些补偿。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上层阶级不愿意动员工人，因为他们担心运动会失去控制。因此，尽管爱国运动是第二种最常见的大众行动（见表3.1），而工人在这类运动中很少占据突出地位，并不会令人感到惊奇。城市地区反对外国的活动（或者爱国抗议）往往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组成，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对外战争、权利争端以及外国人杀害中国人的事件等（见表3.2）。应当指出，表3.2列出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中日战争之后的十年中。

表3.2 爱国抗议活动，1894-1906

工人罢工是对切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做出的反应，而爱国的抗议活动与之不同，它们所回应的是更广泛的阶层所关注的问题。领导爱国抗议活动的社会群体——绅商和知识阶层——也更为强大，他们拥有更多的可以用来组织大规模民众动员的资源。在晚清的各种体制外行动中，这些地方上层人物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Rankin 1986，Rowe 1984，1989）。在上海，有势力的绅商往往担任同乡会一类组织的领导。比如，四明公所在商人严信厚的领导下，于1874年和1898年成功地抵制了法国的要求，保住了它的地产。福建人曾少卿与东南亚的华人有贸易关系，1904年成为上海的闽商领袖，并于次年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见第四章）。

发起爱国抗议活动的往往并不是绅商阶层或者学生群体，而是来自某一特定地区的人。1901年，在日本的广东学生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风传中的清政府把广东割让给外国的计划（刘玉遵、成路西1985：63）。两年后，当广西巡抚王之春试图在法国军队帮助下镇压农民起义时，在上海的广西商人领导了一次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受到广泛的关注，往往能够吸引包括学者、学生、出版业、妇女和一般市民在内的其他社会群体。

自从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来，在几乎每一次重大的中外冲突中，海外华人都显示了他们的爱国感情。尤其是在1901-1905年的拒俄运动中，香港、日本、澳门、新加坡和美国的中国商人和学生都发来电报，表示支持（《拒俄运动》1979：55—57，84，246）。1904年，在美国的中国商人甚至表示，如果清政府对俄作战，他们愿意募集资金（同上书：2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