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母爱启迪，成就显著

余秋雨的成长和所取得的成绩，是与他的父母分不开的，尤其是母亲。试想，如果他出生于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家庭，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功了。

余秋雨的母亲算得上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在上海精心制作的旗袍，加上其高贵娴雅的气质，让村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更让村里人仰视的是，他的母亲居然还能识文断字。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乡村，能达到如此文化程度的妇女是不多的。余秋雨在《老屋窗口》一文中这样回忆：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像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接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

母亲的到来无疑是乡村的福音，自从她来以后，屋子里便经常坐满了人。无论白天、黑夜，母亲都要给全村乡亲写信、读信、记账、算账。村民只要收到信，也根本不考虑信的内容能不能公开，就老远嚷着跑到余家，这时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或者手中正写着的信，开始念信。听母亲念信便成了村民最享受的事情，他们会以类似猜谜的心情，伸出长长的脖子聆听信里到底要说什么，或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高兴的事情大家哈哈大笑，听到不好的消息大家又会由衷地唏嘘、惋惜。然后大家开始发表议论，帮这位村民想办法、出主意。

几年的义务读信、写信，非但没有让余秋雨的母亲感到厌倦和抱怨，她还提出免费在村子里办识字班。为了方便村民，她将上课的时间排在了农闲时。不过母亲粗粗一算村民人数，觉得这么多人自己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于是想到了“破产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轻妻子，打算让她教数学。朱炳岱的妻子叫王逸琴，是个身材娇小、美丽动人的女子，她比余秋雨的母亲还小一岁。母亲将这种打算告诉王逸琴后，她的脸上先是掠过一丝欣喜，稍许才迟迟疑疑地对余秋雨的母亲说：“我是地主的老婆，别人都不喜欢我到外面走动。”

余秋雨的母亲说：“我还是地主的女儿呢！”

王逸琴说：“万一人家拖脚怎么办？”她说的“拖脚”在当地是检举揭发的意思。

余秋雨的母亲回答：“有人拖脚，我们歇手。”(www.xing528.com)

王逸琴加入到识字班后，余秋雨母亲的信心更足了。那时余秋雨已经会走路说话，他耳闻目睹了母亲写信、读信、看书、教书的过程，以及母亲对待村民真挚的感情。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启迪着他。

识字班开始时是在余秋雨家东门口的堂前开办。母亲一家家的上门动员，大家听说上识字班不交学费、不误农活，都抢着要来。

母亲把一块深色门板当黑板，拿着几支从半里外的小学要来的粉笔便开始上课。每天上课时的景象真是壮观，男女老少都涌过来，黑压压都是人头。由于上课时人太多，吵吵嚷嚷的，母亲便想到把识字班搬到祠堂里办，那里桌椅多，地方也大。

余秋雨回忆说，识字班办得很苦，经常是下雨下雪，不能干别的活了，才上课。两个女子撑着伞，在泥路上走，从来都是她们等学员，没有让学员等过她们。母亲平日不怎么打扮，但每次去识字班前却总要在镜子前妆扮一下，王逸琴也一样。远远看去，两个年轻的女子像两个新出嫁的漂亮媳妇。

只可惜，识字班只办了三年。这期间，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去世，接着王逸琴再嫁，没想不多久第二个丈夫又去世。于是王逸琴悲痛得实在没法教下去了。

没有了王逸琴作伴，母亲也没了心情，识字班只得解散。

识字班解散后，妈妈又开始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在余秋雨的印象中，他家的前间，永远是挤挤嚷嚷的。尽管挤挤嚷嚷，母亲也从不忘将刚刚会说话、会走路的余秋雨带在身边，让他在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自发产生对学习的乐趣。如果余秋雨在旁边吵闹，她就会轻言细语地对他进行教导。母亲的言传身教像雨露滋润着余秋雨，他渐渐懂得：做文化人是高尚而神圣的，是受万人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