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从一个倍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学者和作家，到报纸上频繁出现攻击他的文章，大概还是因为他频繁上电视。对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媒体又纷纷采访余秋雨，让他对此事谈谈自己的看法。《文友》杂志记者：
“有人说你是学者兼明星式的人物，您对此有何意见？”
余秋雨直截了当回答：“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介质不同。鲁迅当年写小说，白话文上《晨报》副刊。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送到每一个平民的耳朵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小庭院里孤芳自赏，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充当文化贵族？我的体验、感悟是与生活的土地生息与共的，上电视其实只是在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一点上我不赞成钱钟书的观点。杨绛曾经说，他们就像红木家具一样，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
记者在北京钓鱼台见到来参加《世界时装之苑——ELLE》十周年座谈会的余秋雨时也问到此事，他说：“其实电视台、报纸要采访我的人非常多，那我只接受了其中的1/10都不到，因为我一年在大城市的时间也就四五个月，其它时间都在考察嘛。”
记者反讥：“很多人对你的愤怒，可能还是你的曝光率，尤其是对电视的热衷参与，让人看着不顺眼。”
余秋雨答：“可能有一点情况大家很少有人知道，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戏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就是电视文化，我们电视导演班，我是主课老师。电视台很多导演都是我的学生，很多人说‘你是著名学者，不应该参与电视’的时候忘了，这个‘著名学者’学的是什么，电视学呀。还有人责问为什么给青年演员的文集写序言，我作为戏剧学的专业，青年演员就是我们培养的，我是为学生写序呀，有什么不可以。”
余秋雨在接受读者采访时说，他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在书斋里的时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希望余秋雨回到书斋里，沉下心来做学问，不要成天东奔西跑，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对此余秋雨说，他只是偶尔出来露露面，上电视的时间很少。“比如我一天工作14小时，而在电视上的时间只有1小时，读书、研究、思考、写文章的时间还有13个小时呢！况且我也不是天天上电视。”余秋雨说，他的基本工作还是学术研究。在上海戏剧学院，他主持了一个戏剧文化学博士点，任首席导师，带了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他还在进行戏剧人类学和中国原始表演方面的研究，这些课题在国内学术界仍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无论哪里出现什么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话题，他都能很快地捕捉到，储存到自己的记忆里。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学者除了在书斋里埋头读书做学问之外，也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关注社会生活，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为社会需要文化，普通老百姓也需要得到文化关怀。而且，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学术研究，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余秋雨说，他平时不听报告，不开会，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实际上是个比较纯粹的文化人，在社会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文化人有选择自己文化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不应该受到无端的批评。
一个学者到底该不该上电视，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些滑稽，电视难道就只是为那帮演员开的吗？难道电视除了娱乐就不应该有文化输入的功能吗？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难道电视仅仅只是为广大人民提供娱乐的消遣工具吗？当然不是这样。电视是一个传播工具，它应该为广大群众提供各式各样的精神食粮，既提供娱乐产品，也需要更多像余秋雨这样有学问的人通过电视来传播知识。《百家讲坛》之所以受欢迎也是这个道理。正如余秋雨自己所说：“一个文化人有选择自己文化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不应该受到无端的批评。”余秋雨的这段话多少有些无奈的成分，再说，上电视也不是他主动非要去上电视，也是电视台节目的需要，而且只要他一上电视，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就高，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广大观众的需求，就如同他的书畅销一样，也是读者的需求。余秋雨在回击这些人的时候，居然无奈地说到电视是他的专业，即“电视文化”专业，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去解释，是不是电视文化专业与上电视毫无关系，作为一个学者、作家，上电视讲学没有丝毫的错，还是那句话，只要观众需要，能上电视讲学应引以为骄傲，不要去理会那些“酸葡萄”。
1998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大学生最喜欢的学者”专题系列，余秋雨受欢迎的程度为众多学者中名列第一。有关电视明星的争论也引起了学生的关注。其中一位叫王丽宙的同学还专门向余秋雨写了一封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您时，常常会表达一种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读者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此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些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精力钻研学问为好。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性。
余秋雨回了信：
丽宙：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性。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电视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学问”，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一个木匠空下来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说他干木匠活是不务正业。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www.xing528.com)
二、如果不以电视文化为专业的其他学者，在电视上做了几次谈话节目，算不算不务正业呢？
三、为什么我们欧洲学术界的同道们频频上电视，不仅欧美的观众没意见，连我们中国观众也没有非议呢？“中国学者”，在学术形象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有什么特殊需要遵守的规则？
这几个问题虽小，却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几处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还会多想想，谢谢你来信的启发。
《文化突围》的作者徐林正先生认为，在对余秋雨上电视进行的批判中，《电视与学术明星》一文较有代表性。徐林正先生介绍，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知名的中年学者，他说，他本人是坚决反对成为学术明星的，因为他有一个基本判断，电视不像手中的笔，由不得自己，你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只能是你既不想说，别人也不想听的话。人们反感学术明星，主要是这些，所以那些想为自己辩护的学术明星，我认为还是要虚心一些。在这点上，老百姓比我们清楚，你在一个不由你的地方谈话，不说假话才怪呢。徐林正先生说，他还在私下里听到过学术流氓、学术走狗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这位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学者说话有些故弄玄虚，为什么在电视里说话就会变成假话了呢？为什么在电视里说话就由不得自己了呢？是的，在电视里说话或者被访谈都有个主题，但绝不是非要说假话才行，如果是这样岂不是走入了一个怪圈，主持人或者被访者一上电视就成了一个骗子，即为了博得收视率而不管是非曲折，像电视剧一样，怎样让观众高兴就怎样演，这种说法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至于有人骂上镜多的学者为学术流氓、学术走狗，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本身就可算作一个“流氓”或者“走狗”，因为这两者怎么沾得上边呢？学者为什么非要跟电视对立才算正常呢？是的，我们需要在书斋里做研究的学者，但也需要走出书斋的向广大群众讲学的学者。
两次青年歌手大奖赛更加重了外界对余秋雨“学者明星”的看法，当然也是毁誉参半。
有观众说，看青歌赛冲的就是余秋雨的点评；也有观众说，余秋雨借青歌赛“卖弄”学问。《青年周末》记者采访余秋雨时就指出（下称青周）：
青周：有人认为您在点评歌手时好像是在“卖弄知识”？
余秋雨：哈哈！老夫我连学生的学生都有一大批已经是正教授，需要在公众场合“卖弄”李白生在唐代吗？这是正常的社会性展示。
青周：您认为这是一种展示，而有人却认为是“卖弄”、“作秀”。
余秋雨：那我今天要利用您的采访调侃他们几句了。可能他们这一生，天天被“卖弄”所包围。从小就面对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天天在课堂上“卖弄”知识，面对交警在马路上“卖弄”身材；过去乡间村头那些天天妒火中烧的妇女，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就说是“卖弄风情”。其实，他们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已经有“卖弄文字”之嫌。
周青：您认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余秋雨：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这种现象的社会心理根据只有一个：把妒忌当作正义。“文革”中鞭打那些年轻女演员最凶狠的，一是她们的追求者，被她们拒绝了；二是她们的追随者，一直为她们演配角。遗憾的是，现在不少传媒，经常为那些鞭打者提供皮鞭和场所。
余秋雨“学者明星”的遭遇却警示了现在频频在“百家讲坛”演讲的当红者。那天在电视里看到王志访于丹，大意是问她，有观众提出她这段时间为什么沉寂了。于丹的大意是，想自己安静一下。这给了大家一个启示，因为于丹自出名后，报纸、网络随后也炮轰她。3月2日，知名论坛天涯网名为铁血tiexue.net的贴子这样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徐晋如博士，文中言辞激烈，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还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文中甚至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中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贴后附有十名博士之大名……
而频频上电视的易中天也没逃过此劫，说他什么的都有。如此说来，知名文化人频频上电视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一种要不得的，人为造成的规律。更有趣的是，先前指责余秋雨上电视的某些人居然自己也频频上起了电视，这下他当然要给自己找出各种“迫不得已”的理由借梯子下台了，除此之外，他们吸取了余秋雨的教训，叫做“见好就收”，即在刚刚也要像余秋雨那样遭来骂声时即刻抽身，这样一来既出了名，又赚了钱，可以说，他们是在牺牲了余秋雨名声的基础上“完美”了自己，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这种现象不知是文化人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悲哀，可能两者都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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