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情系浙江余姚

浙江是我的家乡。祖先怎么漂泊到浙江来的且不去管他，而我的生命却确确实实首先出现在浙江的，并在那里首先拿起书，握起笔，认了字。是的，不管我今天写下多少文章，从笔端流泻出来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浙江给予我的。最初在纸上划来划去就像道士划出一个咒符，没想到一个个小小的咒符竟能拼接出一大片，拼接出我的生命与外部世界的大沟通。沟通的范围越来越大，却无法忘记沟通自己的起点是浙江的一个小山村。

这是《秋雨散文》后记中余秋雨描述他与浙江难解的情缘。

余秋雨1946年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村前是一垅垅的水稻田，村后是上林湖。每当微风掠过，湖面泛起阵阵涟漪，涟漪过后，倒映湖中的葱茏的杨梅树，仿佛仙女，婆娑起舞。余秋雨从小就喜欢到湖边玩耍，他常依在杨梅树旁，静静地看着这灵性的湖水。这湖水养育了他，滋润了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余秋雨的情智就在这里催生，余秋雨的灵性在这里释放。

十几年前因行政管辖的需要，桥头乡从余姚县划归了慈溪县，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写道：

我不想过多地责怪改动行政区划的官员，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里的主人变了，屋子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尽管余秋雨对此有颇多的困惑，好在地名永远只是一个符号，不变的唯有余秋雨童年对余姚的那份感情。余姚对于余秋雨来说也是骄傲的象征，因为在余姚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批振聋发聩的名字，诸如王明阳、严子陆、黄宗羲、朱舜水等。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时，也对余姚盛产硕儒的能力表示钦佩。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继续写道：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历世，犁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间世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关于余姚的人才辈出还有两件令余秋雨感到惊奇和有趣的事情。一是余秋雨刚进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发现当时全院学术威望最高的朱端钧教授和顾仲彝教授都是余姚人。另一次，余秋雨参加上海市的一个教授评审组，来自各个大学的几位评审委员坐在一起聊天，发觉彼此乡音靠近，三言两语便认了同乡，然后都转过头来询问没带多少乡音的余秋雨是哪儿人。余秋雨的回答使他们怀疑他是冒充同乡来凑趣，直到余秋雨几乎要对天发誓他们才相信。这时正好走进来新任评审委员的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大家也连忙问他是哪儿人，王教授十分文静地回答：“余姚人。”这个场面实在有些无巧不成书的味道，然而偶然中存在着必然，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余姚自古到今，从来都不乏文人志士。直到现在，每每有人问起余秋雨：“你是上海人吧？”余秋雨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是余姚人”。

余秋雨原以为，余姚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余姓是当地的大姓，没想到并不是这回事，余氏家族是几经周折才搬到这里来的。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中继续写道：(www.xing528.com)

身边多了一部《余姚志》，随手翻开姓氏一栏，发觉我们余姓在余姚人数不多。也查过姓氏渊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余氏的后裔，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历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勉强称得上第一个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间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广东人。后来又从福建和湖北走出过几个稍稍有点名气的姓余的人。

余氏在大陆、台湾都不是大姓，正因为这样，余秋雨无论在哪里见到余姓的人都感到很亲切，有一种归宿感和认同感。

余姚带给余秋雨的童年是美好的、有趣的，也是贫困的。当上林湖畔山坡上的杨梅成熟的时候，余秋雨就和小伙伴们一头钻进杨梅树丛中，尽情享受着那红得发黑、清甜微酸的果实。孩子们暂时摆脱了家长的管束，家里也可因此节省一点粮食。

村里的生活单调而纯朴。村民们围在一起说得最多的话题是余姚县城里的“养命”医院——村民们如此称呼这家医院。他们既没有钱也从来没想过要到医院去治病。他们的命是天定的，他们怕死在医院。他们宁肯少活几年也一定要死在家里，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乡间比迎亲还要热闹的出丧待遇。孩子们也喜欢这种时刻，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他们可以跟着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同进山。听着出殡家人的哭啼声，他们却有着别样的心境：凄婉中夹杂着一丝美丽，这美丽体现在他们略带兴奋又故作镇静的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是啊，他们想，死人是经常发生的，再说又不是自己家的人死了，于是他们就带着这种心情将出殡当成了难得的郊游。余秋雨在《笔墨记》一文中用有些凄美的语调写道：“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余秋雨的家乡有很多规模不一的寺庙。童年的他对寺庙的活动感到新鲜，也感到敬畏，虽然他当时并不太懂得寺庙的真正意义，但他隐约知道，人们去寺庙礼拜，是因为寺庙是行善的地方，寺庙在他的心目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以至他成人后的文化信条之一就是“文化的无伤害性原则”（《台北街头一盆水》）。他在《寺庙》一文中这样描写村里的老妪：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过一颗。长长一串拂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蘸一蘸朱砂，在黄纸关牒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着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声如潮，老太太们念佛的声音渐渐含糊，脑袋耷拉下来，猛然惊醒，深觉罪过，于是重新抖擞，再发朗声。冬日雪朝，四野坚冰，佛珠在冻僵的手指上抖动，衣履又单薄，只得吐出大声佛号，呵出口中热气，暖暖手指。

余秋雨说他“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从乡间老妪们的口中听熟的。”这种幼年的熏陶也使得余秋雨时时将目光投射在慈善事业上。他到台湾的时候，被那里的慈善事业感动，他说：“台湾社会文化的种种潜藏中，最震撼人的莫过于民间的慈善事业。”这些感动不断提高着余秋雨的精神境界，进而也影响着他的写作，他笔下的文字因而充盈着别样的魅力：温柔、细腻、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