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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文化学习之路-余秋雨文化之旅

时间:2024-0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余秋雨听这位老师一说,有些来劲了,忙问上海戏剧学院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这位老师还告诉余秋雨,巴金的女儿也来投考上海戏剧学院。还是戏剧学院抢先一步,将他的档案拿走了。当时上海戏剧学院的课程安排颇具时代特色。在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稀里糊涂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学校奉上级指示,要他们下乡参加“四清运动”。

余秋雨文化学习之路-余秋雨文化之旅

中学毕业之前,余秋雨需要考虑究竟该报考哪所大学。这时的他踌躇满志,坚信自己可以考上任何一所大学。但到底报考哪所大学呢?他一时也没有主意,于是他想到了两个同学,一个姓丁,一个姓张,他俩的成绩也出类拔萃,他想问问他们报考哪所大学,也好给自己作个参考。当时的大学分为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他们考虑来考虑去,也没有结果。突然,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决定三人各报一类,这样一来,等大学毕业后,三个人的知识加在一起,谁也不能超过他们。他们还可以揣着这些知识周游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会羡慕他们。

决定通过后,大家都很兴奋,并且决定,都要考每一类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配呢?干脆抓阄。丁同学抓到了第一类,考上了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考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余秋雨抓到的是第三类,这是他不太愿意选择的一类,但大家既然已经定好了规矩,也就只能这样了。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余秋雨从来没有想过要考中文系,因为他觉得中文在中学里都学过了,而且他私下里也看了不少文学名著,这方面积累的知识已经足够多了。余秋雨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应该报考外文系,他开始打听哪个学校的外文系最好。

这是余秋雨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的未来。余秋雨回忆道:

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校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

余秋雨听这位老师一说,有些来劲了,忙问上海戏剧学院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这位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他,他告诉余秋雨,郭沫若先生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才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他们学院去读书了。这位老师还告诉余秋雨,巴金的女儿也来投考上海戏剧学院。这更增添了他报考这所学校的决心。巴金,这个让他敬仰的大师都将自己的女儿推荐到这所学校,这一定是所好学校,机会不能错过!

戏剧学院在全国是提前考试,考完还未发榜,全国高考统考就开始了,余秋雨很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又第一志愿填报了军事外语学院。结果两校都录取了他,这倒让他有些为难了,哪一个学校他都不想放弃。还是戏剧学院抢先一步,将他的档案拿走了。余秋雨隐隐之中感到有些遗憾,他打听到,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可以做情报员、外交武官,这是多么吸引青年人的工作啊。在戏剧学院里,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就坐在他的后面,他的邻座是巴金的女儿,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自尊心。

当时上海戏剧学院的课程安排颇具时代特色。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大多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之类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宣传味道很浓的影片。更让余秋雨诧异的是,所谓分析就是讲解思想内容,这本是中学语文课上的必修课,没想到到了大学还要这样操作,而且讲解的思想内容都往政治上靠,猛一听,就像在上政治课。余秋雨疑惑了:难道这些在社会上都能听到的东西就是大学课程?余秋雨盼望着他感兴趣的古典文学课。终于他们等来了一位老师,老师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后,就要求学生写古诗。让同学们哭笑不得的是,待他们将写好的古诗交给老师时,他大为惊讶,连连问道:“这是你们自己写的?”余秋雨想,这位老师大概忘了,他们是以什么分数考进来的。(www.xing528.com)

还有更叫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说要给他们一次学习的机会——要他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学生们对革命干部很敬重,也觉得很新鲜,就很虔诚、认真地抄写。可是他们不停地抄写,却总也抄不完,因为在他们抄写的过程中,这位干部还在没完没了地改稿。

在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稀里糊涂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学校奉上级指示,要他们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余秋雨便又稀里糊涂地,不,应该是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农村。农活虽苦虽累,好在那时的人都有一种信念,再苦再累都有共产主义精神支撑着,什么苦也就能撑过去了。要命的是,吃饭和住宿问题,余秋雨被分配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家。他和四只羊住在一间屋里,每天吃的菜,就是一碟盐豆,从没见过一片青菜,更别说其它。而最让他恶心的是这里的水,淘米、洗衣、乃至刷马桶,全靠村里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河沟。余秋雨很难适应,又不得不适应。他们这批大学生,本来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平时洗菜的脏水也不知要比这河沟里的水干净多少,他们迷惑了,难道这就是让他们来锻炼的原因。

余秋雨惟一的精神之柱,就是几本从家里带来的外国名著,只有看书时,余秋雨才感到生活的真正意义。多年以后,余秋雨在《访谈录——关于读书》中表述了他对学者们读书于乱世的思索:

抗战时期,许多学者轻装逃难前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有人带了《庄子》,有人带了《剑南诗稿》,有一位教授狠狠心,在简薄的行囊中硬是塞进了一部《红楼梦》。五十年代中期,一位被错误地开除了公职的大学教师落荒成一名边远地区的“车把式”,他的蓝布小包袱中则始终藏着一部《楚辞》。二十年前,一位美学家被迫到农村去劳动时,偷偷带了一本最“经读”的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匆忙间的选择,不仅温暖了这些学者生命史上荒寒的岁月,而且往往决定了他们后半辈子的学问走向,甚至,还有可能决定人文科学领域某一座大厦的落成。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这种选择中凝聚着他们的见识和截断。

余秋雨是一位智者,他总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座标,的确,生活虽然变化莫测,但你只要好好把握,就总能寻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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