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及其影响

二、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盟”后，大力支援中共根据地，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都由她亲自在寄送的物品上签字，才能通过国民党的重重检查、阻拦。国民党对宋庆龄真是无可奈何，她软硬不吃，而她的一言一行在国内外影响又很大。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请英国驻华大使到香港，劝说孙夫人到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重庆居住，以便约束她的言行。宋庆龄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了英国大使所陈述的利害关系，然后严正指出，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秋，国民党政府却对侵略者屈膝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这样的反动政府，我怎么能与它合作呢⁽⁴⁴⁾？

孔祥熙在孙中山最后的日子里一直竭尽全力来安慰领袖，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使宋庆龄终生难以忘怀。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孔博士总是像哥哥一样地对待她⁽⁴⁵⁾。1938年2月21日，美国报刊的一则新闻指出，“人们发现中国行政院长孔祥熙先生，上周悄悄地离开了仍在组织抗日的政府所在地汉口，来到英属殖民地香港。在那里，他受到了孔夫人、她的弟弟——中国头号金融家宋子文，她的著名的姐妹：空军首脑蒋夫人和‘国父’遗孀孙夫人的欢迎”⁽⁴⁶⁾。宋庆龄在重庆时，先住在孔祥熙家，孔作为蒋的帮凶，允许特务入住对宋庆龄进行监视。宋庆龄在重庆继续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军民争取国际援助，与蒋介石唱对台戏。孔祥熙很为宋庆龄担心，对她说：“你要是老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⁴⁷⁾”1946年10月12日，宋庆龄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办的第一儿童阅览室在余姚路正式开幕。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开幕式，并拍照留念。“哈哈孔”慈祥地和宋庆龄一起坐在孩子们中间⁽⁴⁸⁾。孔祥熙还是乐意接受宋庆龄的请求，为姨妹进行儿童救济福利工作提供经济资助。

整个宋家是那个时代的联络人物。“宋子文和蒋介石夫人是英美利益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从孙中山去世到抗日战争结束）孙夫人是苏联同中国之间唯一坚定不移的联络人”。虽然有一段时间中苏没有外交关系，但她是始终赞成恢复这种关系的。当然，这只是间接地加以鼓吹，没有通过私人的接触。“孙科作为孙逸仙夫人的继子，也是宋家王朝的一部分。他夹在中间，对中苏合作团体进行的尝试通常由他领头，因而在这方面支持了孙夫人”⁽⁴⁹⁾。孙中山生前，宋庆龄与孙科政见一致，无论在家事中，还是在国事上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继承孙中山遗志上，孙科基本支持宋庆龄；但在对待蒋介石上，尽管孙科有时不同意蒋的做法，但并不能同宋庆龄联合一致行动⁽⁵⁰⁾。20世纪30年代，当孙科平息了对蒋介石的谩骂，重新在蒋的手下做起大官时，宋庆龄同她的继子断绝了关系⁽⁵¹⁾。不过，日本侵华、国共合作后，两人关系也得到缓和，孙科从美国回来任铁道部部长时，宋庆龄请他和陈翰笙一起到九龙嘉林边道家中吃饭。孙科及其夫人在香港出席“保盟”的活动和演出，并直接予以经济赞助。皖南事变后，孙科担任了“保盟”的名誉会员⁽⁵²⁾，也算是给了宋庆龄一点精神支持。

在一次欢迎宋庆龄的正式招待会上，蒋介石“极度严肃地站在孙夫人下面的一个座位上。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罢，委员长始终是直立在那儿。委员长站在一个人旁边十几分钟之久！没有言语，没有动作”⁽⁵³⁾。此前不久，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曾发出全国通令，正式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宋庆龄顺理成章地自然是“国母”了，蒋的行为“引起全场瞩目”⁽⁵⁴⁾。蒋介石站在宋面前，无外乎是效仿他曾站在孙中山的座位旁照过一张相，把国母孙夫人作为孙中山的象征，以此表示他是忠心于国父孙中山的嫡系传人。而这一点，恰恰是宋庆龄从未承认也绝不会承认的。1941年底香港沦陷，宋庆龄及保盟迁往重庆。与头一年相比，这次蒋对宋的反应非常冷淡，国民党内部很多正直的人认为很不像话。有人找了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覃振，覃振又找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才在国府礼堂开了一个茶话会，蒋却避不见面，且不安排宋讲话，覃振哭着说：“我们欢迎孙夫人给我们讲话，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宋庆龄凛然发言，指责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的遗教，激动之时忍不住落泪，这一番义正词严的批判，“使一些国民党元老无不动容，也使那些躲在会场一角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陈果夫之流狼狈失色”⁽⁵⁵⁾。可见宋庆龄的影响之大，及于蒋的统治核心。

宋庆龄初到重庆入住孔家，一切会客、谈话均由宋蔼龄经管，一切信函、电报均由宋美龄经管。“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逢群众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并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⁵⁶⁾。蒋的做法也遭到民主人士的抗议，冯玉祥曾说，“孙夫人宋庆龄主张和平民主，不打内战，便对孙夫人用谣言来攻击，口口声声说：国父云云，为什么对于国母这样的压制？”⁽⁵⁷⁾后来蒋介石、宋美龄意欲将重庆南岸蒋的黄山云峰楼别墅提供给宋庆龄居住，并配有专船、专车和电话，但宋庆龄以朋友来看望不方便为辞予以拒绝⁽⁵⁸⁾。在宋子文的帮助下，宋庆龄才得到“一楼之中的自由”⁽⁵⁹⁾。但国民党特务没有结束对她的监视，并随时向上级报告。据重庆市档案馆有关档案记载如下，“孙夫人处昨日似有集会，住良庄之王安娜曾于下午3时10分前往。不久，尚有贝克夫人及不知姓名的俄人亦往”⁽⁶⁰⁾。“孙夫人曾于17日上午8时，送函至巴中（指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所在地，附设有外国记者招待所，原为巴县县立中学校舍）记者招待所伦特尔处，约期18日下午4时至新村茶会，伦曾如期前往，但所谈何事不详”⁽⁶¹⁾。“5月26日上午11时许，国际和平医院以大卡车一辆，在本市马蹄街口装药品四十大箱赴延。药箱上并书有‘陕西延安’字样。装运完毕后，即有一着白花短衣裙、年三十余岁之外籍女子登车驶向蔡元坝方向去”⁽⁶²⁾。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期间，继续向解放区运送物品，有一次在黄浦江码头受到国民党的刁难，宋庆龄亲自赶赴码头，对国民党士兵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立即运往对岸。不行吗？⁽⁶³⁾”于是国民党军队不敢阻拦，货船顺利起航。(www.xing528.com)

蒋介石可以巧妙地操纵孔、宋两家向英美要钱，但他对宋庆龄始终无法控制，也不敢触动⁽⁶⁴⁾，尽管他派了无数暗探特务严密监视着宋庆龄的行踪。不过，为了抗日大局，宋庆龄在渝期间未再公开点名抨击过蒋介石个人⁽⁶⁵⁾，只是这并未改变她对蒋介石的看法。宋庆龄“与蒋介石虽有亲戚之谊，但对他的倒行逆施，一向是痛恨入骨。她平时谈话中，一谈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⁶⁶⁾。她从不参加蒋介石给她安排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不让蒋利用她的声望。而公益性的事业以及保盟的活动，她一天也没有停止过⁽⁶⁷⁾。除了在中常委开会时和蒋介石打个照面外，平时从不与之私人会面。据当时为宋庆龄开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司机惠延年回忆，1943年10月10日，宋庆龄拒绝参加蒋介石的就职典礼⁽⁶⁸⁾。由于宋庆龄向国际呼吁解除对中共的封锁，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分别拜访了她。……他们谈话的主旨就是责备她“散布无根据的谣言”，“乞求于外国人”，“家丑外扬”等等。宋庆龄承认，她曾经就封锁问题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她指出，人们从来都知道，她和她的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的看法主要是关心于使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得到救济⁽⁶⁹⁾。

蒋介石对宋庆龄和保盟站在中共一边、与己对抗的行为十分恼火，动了杀机。宋庆龄居重庆期间，国民党想利用空难搞点名堂，但没有成功。宋美龄对此十分光火，有一次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结果在对峙中枪走火，差点伤及蒋介石⁽⁷⁰⁾。尽管政治见解水火不容，宋美龄仍然关心、爱护她的二姐。她亲自给军统负责人戴笠打电话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能容忍你们加害我的阿姐”，并再三叮嘱戴笠，要他切实保证，“从今以后我二姐的安全出了任何问题都唯你是问”⁽⁷¹⁾。戴笠也很顾忌，认为，“照委员长意旨办嘛，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夫人不是好惹的，吃罪不起”⁽⁷²⁾。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终究不敢付诸行动。因此，他对宋庆龄和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活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有抵制和阻挠，也有默许和纵容，可以说是痛苦而无奈。

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权势之柄对宋氏家族来说是如此重要，他们（孙夫人是例外，但对孔祥熙夫人来说，则更加重要）将尽一切可能阻止公开破裂”⁽⁷³⁾。事实上，蒋介石总在寻找机会软化与宋庆龄的关系，以期获得她的政治支持。有一次，宋子文、宋子安到重庆，蒋打电话给宋美龄，提议邀请宋庆龄与宋氏兄弟姐妹聚餐。宋美龄答复说要先问过阿姐，遂致电邀约宋庆龄，说是自家姐弟聚餐，没有其他人。宋庆龄接电后思索片刻，即以身体犯病不适意为辞回绝。宋美龄一听忙表示：“那我马上派医生来给你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⁷⁴⁾。宋的拒不合作使蒋恼羞成怒，难以自控地想翻脸，但却不敢轻举妄动，除了惧怕社会舆论的谴责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宋美龄不忘姐妹情意，予以关照。

1949年，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均遭受重大失败，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即邀请宋庆龄，“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⁷⁵⁾。宋庆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4月，当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时，在撤离大陆前夕，军统秘密拟定了一份“制裁”反对派和民主人士的名单。对于宋庆龄，毛人凤不敢造次，并没有将她上榜。但没料到，蒋介石看过名单后，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列上去。不过，不到最后时刻蒋介石仍没放弃，5月，他令孙科劝说宋庆龄去台湾，孙科立即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能以所谓的亲情、党国利益、总理基业为重，速速离开上海，去台湾或香港皆可，但遭到了宋庆龄的婉拒。正当蒋介石举棋不定之际，孙科和宋美龄的劝阻，使得他最终放弃暗杀宋庆龄的计划⁽⁷⁶⁾。

在中国的政治中，人们并不长久地保持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而仍然头脑冷静。此后的岁月里，宋庆龄“力促实行一项相当直截了当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后来证明是一项正确的路线”。“中产阶级的中国人，其主要特点是机会主义、动摇和走极端，因此，孙夫人没有这方面的行为就更是了不起”⁽⁷⁷⁾。宋庆龄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更多的是考虑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在抗战大局问题上可以让步，但在原则性问题上毫不妥协。她对一切事物的反对或拥护都是以救国救民为标准，“她关心的……是我们习称的四万万人民的利益”⁽⁷⁸⁾。这也正是她在孙中山逝世后与国民党的关系渐行渐远，而走近中共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