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李登辉继任总统与国民党之争

1988年，蒋经国病逝当天晚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主持。会议宣读了蒋经国遗嘱，并议决三件事：

（1）“全体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

（2）由李登辉继任“总统”。

（3）立刻展开治丧事宜。（《中央日报》，1988年1月14日）

会后，晚8时8分，李登辉循“宪政体制”宣誓继任“总统”，并向民众发表谈话，宣称将继承蒋经国遗志，推行“民主宪政”，坚守“反共复国”的决策，早日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

李登辉继任“总统”后，依照台湾“中华民国宪法”已经完成了政权交替，但是在“以党领政”的台湾，各派政治势力则不以为然。因为，在当时的台湾，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领军，以党领政，是当时台湾当局执政的特点。在台湾，不管做什么官，做多大的官，最终要听国民党的。国民党中央如果不同意，一切决定都等于零。在李登辉之前，最显著的例子是蒋介石死后，严家淦就职“总统”，但是实权却在蒋经国手中。这里，固然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然而按照当时台湾的政治体制，蒋经国是当时国民党主席。严家淦虽贵为“总统”，一切却要按蒋经国的眼色行事。因此，按照这种政治逻辑，当时的台湾“总统”只有同时担任国民党主席，才是真“总统”，才是有实权的“总统”。如果不能当党主席，像严家淦那样，那只能是过渡性的，暂时帮别人“看家”的“总统”，或是没有实权的假“总统”。蒋经国逝世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暂不推举党主席，在国民党十三大召开之前，将维持由国民党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常会的做法，以确保过去领导中心的稳定运作。实质上，这就一时形成了最高权力的真空，给未来的权力运作留下了极大的变数。因此，当时的台湾国民党高层，对于李登辉的前景并不看好。有人认为，李登辉不过是依照“宪法”，暂时承继大统的过渡性“总统”而已，至于将来权落谁家，各派系仍在较力。

面对如此复杂、尖锐的政局，李登辉一时颇为茫然。因为，过去虽然从蒋经国施政的过程中尽力认真观察、琢磨，然而真到了自己执掌权柄，不得不谨言慎行，深思熟虑。尤其是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基本上是无根无叶，没有自己的势力和派别，面对蒋经国身后各派政治势力林立，相互斗争与利用的复杂局面，能否在国民党高层立住脚跟，真正掌控政局，人们正拭目以待。

然而，其后的事实却说明，李登辉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在刚刚取得“总统”的桂冠后，虽然心理压力极大，方向却是相当的笃定。在缺乏个人班底的情况下，自知要稳定局面，必须要与原有的体制衔接，借以掌握国民党雄厚的资源，为己所用。因此，上台后，他“如同一个驾驶新手，刚从蒋经国手上接下了方向盘，在即将开车上路前夕，他告诉所有乘客每个人都继续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别怕会被赶下车；目的地也完全相同，不会临时转向，让大家回不了家”（《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第62页）。然后，立即将争取兼任“国民党主席”作为他的既定目标并最终得到了国民党党主席。这就为李登辉将来“在体制内与国民党斗争”打下了极为有利的基础。

当时，能否顺利兼任国民党主席，对李登辉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正当外界用怀疑的眼光观察李登辉的“总统”究竟能做多久时，他已经开启了争夺兼任党主席的行程。

首先是借为蒋经国大办丧事之机，竭力将自己打扮成蒋经国学生和继承人的角色。蒋经国身后留下的国民党核心结构内，山头林立，矛盾重重。其中，“行政院院长”俞国华执掌政府行政权；“参谋总长”郝柏村掌控军事实力；秘书长李焕主持党务系统。各派独立行政，彼此利益冲突，一时没有为各方所接受的人物可以胜出，只能共同接受顺理成章而上台的李登辉。因此，李登辉权衡局势，将党内各个山头全部照单接收，表现出对蒋经国事业和身后各派势力的尊重和包容的胸怀，取得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另一方面则顺势获得了一条防堵蒋家官邸势力干扰或窜起的防线。当时，尽管蒋经国早已宣布蒋家后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但是应当看到，蒋家及其“官邸派”仍具有相当大的政治资源。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曾在台湾政坛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蒋家后人中，虽然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早已长期卧病；次子蒋孝武远在新加坡任职，且与江南命案牵连，舆论对他十分不利；但是三子蒋孝勇还有一定才能，也较活跃；特别是蒋纬国当时担任“国安会”秘书长，在一些人的眼里有可能接兄长的班。也就是说，蒋家及其官邸元老派人士，仍有很大的实力和政治能量。这是不能轻视的。

因此，李登辉在为蒋经国治丧期间表现得恭谨有加。他亲自主持丧仪，每天坚持到灵堂站班，信誓旦旦地在民众面前表态，要继承蒋经国的遗志。他的如上表现，不仅成功办妥了蒋经国的丧事，没有给国民党高层以任何口实；而且得到了台湾广大民众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台湾社会上的本土意识在解除戒严后已有很大的发展。李登辉以本土人继任“总统”，对这种意识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激励，如果国民党主席也由台湾人充任，这对台湾的本土运动无疑具有更为重大的推动。因此，民间出现了对李登辉高度的期盼。这可以说是李登辉在此期间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也就是说，李登辉成功地举办蒋经国丧事，实质上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www.xing528.com)

其次，李登辉在大办蒋经国丧事期间，就开始频繁拜访国民党元老。他以恭谨的姿态，对国民党元老执弟子礼，对他们一一拜访、请教。上任第二天，他就首先拜访宋美龄，向她请教；第三天，拜访住在“荣总”的前“总统”严家淦，就“当前国是恳切交谈”。据说，严家淦对他说：只有“团结合作，互助互信，是当前国人应有的共识，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其后，他又先后拜访国民党元老张群、陈立夫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表示，自己追随蒋经国先生多年，今后将遵循蒋介石、蒋经国的遗愿。由于他多方面的努力，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给了李登辉“谦和、勤政”的高度评价。当时，国民党内各位大老早已被两蒋培训成听话的工具，虽然蒋经国逝世后为他们的出头提供了条件，但是他们一是年龄偏大，二是受相互制衡的影响，一般没有出面争当党主席的“野心”，这就为李登辉争取代理党主席提供了条件。

再次，李登辉极力拉拢和利用国民党内的少壮派为其所用。国民党内历来论资排辈现象极为严重。蒋经国晚期，虽然本土人士和中青年在党内有所发展，但仍然空间有限，使他们很不得志。面对蒋经国的去世，他们立即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李登辉身上，纷纷向李登辉靠拢。李登辉则顺势利用。这样，在李登辉的纵容或默许下，一部分积极分子热心搞起推举李登辉为代主席的活动。当时的代表人物是赵少康。他们早对国民党的陈腐、保守不满，遂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李登辉身上。本来，蒋经国逝世后，中常会曾决定暂不推举党主席。在国民党“十三大”召开前，维持由国民党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央常会”的做法。但是，为了抢占先机，争取主动，赵少康与39名国民党“立委”联合签署了推戴李登辉为国民党代主席的声明。该声明公开称“推李登辉先生代理本党主席，以维护全民信心，并维护本党形象”（《开明派智胜夫人帮》，1988年2月1日，纽约《美洲华侨日报》）。

接着，台湾的“国大代表”、不同党派的“监委”也分别联署推举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代主席。这些推戴书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登辉的表现得到了部分“民意代表”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推戴这种形式往往是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既可能是推戴者想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更可能是被推戴者自己在幕后导演。因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例可寻的。

最后，是国民党中常会诸位成员的妥协和支持。对于是否立即选举党主席，当时的国民党中常委意见并不统一。但面对各方的推戴和民间的呼声，秘书长李焕从蒋经国逝世后的第三天即开始着手就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准备。由于一般认为，李登辉依照“宪法”继任“总统”，继而继任党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李焕遂规划拟于1月20日召开中常会，请俞国华领衔提出议案，先通过李登辉代理党主席，然后再等到7月召开十三大时，正式选举李登辉为主席。这一规划，得到了李登辉的赞同。

然而，1月19日，李焕却意外收到了时任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宋美龄的亲笔信，该信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建议为名，称当时党内并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为由，主张循总理孙中山逝世时的先例，由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常会。历史上，国民党从没有集体领导的经验，也缺乏实施集体领导的规则。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多年来常常出面干政，蒋介石也要让她三分。蒋经国时期，对她也是恭谨有加。更重要的是她在国民党元老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国民党中常会即将召开前夕，她的这封亲笔信，无疑是想让李登辉的代理主席梦胎死腹中。李焕与俞国华、沈昌焕商议后，向李登辉报告这一新的情况，并依据“事缓则圆”的理念，决定推迟进行。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民党中央主席的人选问题仍留待7月份召开的“十三大”来解决，原定明日召开的中常会讨论推举代主席之事已取消。

由于代理主席案未能如期完成，宋美龄介入的消息也逐渐传开，引起台湾政坛一片哗然。但随着蒋经国的去世和李登辉继任“总统”，蒋家已经风光不再，宋美龄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必然大打折扣。当时，国民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公然呼吁尽快完成代理主席案，多数民意也十分明显，并不站在官邸这一边。因此，尽管当时俞国华和沈昌焕等一些资深常委深感为难，但是李焕等仍决定坚持原意不变。此时，他和副秘书长宋楚瑜等人给予了李登辉鼎力相助。从1月20日起，李焕和宋楚瑜分别拜访国民党中央常委、元老派和部分中央委员，听取对继任党主席的意见。据台报报道，征求意见的结果，党内意见分歧颇大，但以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的较多。认为如果有李登辉兼任党主席，“可收党政一元化的统和领导之效”。既然有如此有利的声音，国民党政策机构遂决定正式进行意见协调。李焕和宋楚瑜等人立即行动起来，向所有国民党中常委和中评委展开征询与沟通。在他们的积极运作下，原有的分歧逐渐化解，形成了由中常委推举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职务的初步意见，并决定采取由俞国华提案，其余中常委联署的方式在27日的中常会上完成。同时，还决定到7月7日召开“十三大”时，再按照党章的规定程序，选出党主席。

但是，就在国民党中常会召开前夕的1月26日，即中常会开会的前一天晚上，蒋孝勇又打电话给俞国华。他自称奉蒋宋美龄之命，再次表达应该在蒋经国“国丧”期满后，再讨论代理主席的问题，要求他不可以在第二天的中常会上提出代理主席案。俞国华一时六神无主，忙找李焕商量（周玉蔻《李登辉的一千天》第15—16页；《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第64页）。此时的李焕也受到蒋家的压力和诱惑。据《民进周刊》载文称，1月26日，宋美龄曾召集所谓夫人派和官邸派会议，力主让李焕取代李登辉，担任代主席。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李焕的婉拒。当晚，李焕与几位中常委及党内高层电话协商，再次确认应按原计划通过李登辉代理主席案。

1988年1月27日早上，俞国华、李焕与当天的轮值主席余纪忠在中央党部会商，三人共同决定本案不再延迟。中常会上将先讨论四项预定议案，而后由俞国华提出临时动议，通过代理主席案。同日上午8时，国民党中常会准时召开。这对于李登辉而言，是事关其未来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事关台湾未来走向的转折点。会议由轮值主席余纪忠主持。有趣的是，李登辉在幕僚的建议下，以当事人回避的原则，请假没有参加，留在“总统府”等待消息。严家淦、谷正纲则因病，宋长志在巴拿马没有参加外，其余的27名中常委全部参加。据周玉蔻在《李登辉的一千天》一书中描述，会议进行到9时许，在俞国华尚未提案前，列席会议的副秘书长宋楚瑜对于会议迟迟没有提代理主席案极为不满，终于按捺不住，决定不顾一切，突然举手要求发言。依照当时会议的规定，副秘书长只是列席会议，并没有发言的权利。因此，会议主持人余纪忠虽然感到意外，但还是准许了宋楚瑜发言。宋楚瑜当即慷慨陈词，直言代理主席案不提出，既不能止息外间联想，更恐将对“国丧”中的“国家”与社会造成莫大的伤害。他表示对会议“非常不满意，并严重抗议”（周玉蔻：《李登辉的一千天》第16页），说罢，转身退出会场。宋楚瑜此举，迅速拉近了与李登辉的距离，后来被台湾有些人将他的此举称为在李登辉谋取党主席位置斗争中，起了“临门一脚”的巨大作用。也使李登辉与宋楚瑜的关系一度非比寻常，被人们比作“形同父子”。

如前所述，当时通过李登辉为代主席，应已成为中常委的共识。与宋楚瑜同为国民党副秘书长的马英九当时曾对外籍记者澄清道，“推举李登辉总统为党主席是不可改变的决定”。此时，宋楚瑜不顾规则，显然是出了风头，同时也难免抢头功之嫌；当时的中常委在推举李登辉担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并没有明显分歧，他强行抢先发言，对各位中常委也是颇不尊重的。因此，当时诸位中常委既感到莫名其妙，也颇为错愕与不安。好在主持会议的余纪忠处变不惊，先是将宋楚瑜的提议请大家讨论，见形势可为，乃顺势请原拟提案人俞国华正式提出提案。在此情势下，俞国华百感交集，正式提议李登辉任代主席，其他常委纷纷发言表示同意。经验丰富的余纪忠为了表示慎重，请所有的中常委以起立的方式进行正式表决。即起立者表示同意。结果，27位中常委一致起立并鼓掌通过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至此，国民党内围绕党主席一职的权力斗争，以李登辉的胜出暂告一段落。

平心而论，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是当时台湾国民党中常委的共识，是集体的决定。揆诸当时历史，它既是当时国民党高层平衡内部矛盾的产物，也是李登辉善于弄权，善于表演，也善于利用矛盾的结果。事后，各党派纷纷表示接受，蒋家包括宋美龄虽颇感意外，但也不得不接受现实，特别是“三军”三度声明支持李登辉，更为李登辉稳定了局势。由此可以看到的是，李登辉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争取了民意。有的报刊称：李登辉被推举为国民党代主席是“民主和民族团结在最后一刻取得的胜利”。有的则发表文章说，“李登辉将能够以虚心坦诚的态度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联合报》）。有的则公然称“李登辉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切，为李登辉及其掌控下的台湾当局的未来发展打下了难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