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遭抢劫！追梦者自传中的惊险经历

1996年3月9日，第9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在成都举办。我——一个主管图书市场与经营的副社长，自然率队前往。

我调回出版社期间，正值学校党政班子关系还没理顺的时期，据说某个时间段干部的正常调动任命都很困难，因为开不起常委会。出版社班子更迭也正好赶上了这个时间段。后来才知道，当时的班子组建有几个方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各方无奈迁就的结果就来了一个折中，与我一起到任的社长只是来过渡一下的，其实当时我也有点奇怪，为何社长对因“赤字”无法正常运转好像并不着急，看着我到处借钱自己也不出面，后来想想也对，马上就要离开的，借了钱怎么办啊？

我们到任后，与原来的总编辑——我原来中文系教研室的同事、一个副总编辑四人组成了社委会，另外学校又任命了两个助理，因为是科级，不属于组织部管理序列的干部，所以由人事处发文。社委会的分工，就我一个副社长，自然就分管了市场营销和经营工作，主管发行、储运、读者服务部，当然，还必须是一个编辑，策划组稿、审读稿子那是日常的基本工作。

3月7日傍晚，我与发行科科长、业务员一行三人，坐火车前往成都，那时没有条件坐飞机，一是太贵，二是乘坐飞机要校长签字，而且火车也没有高铁和动车，好不容易买到了硬席卧铺票，摇摇晃晃要30多个小时才能到达。就在即将到达成都的9号早上，眼镜框子断裂，这下可苦了我，在一片朦朦胧胧中下车，到宾馆，赶紧赶到成都亨得利眼镜店，配换了一副新的。而因为这副眼镜，还引出了一段奇葩经历：4个月后的北海订货会，在海边因为戴了太阳镜而把这副眼镜挂在皮带扣上，结果掉了也不知道，也就无从寻找，直到第二年春天在长春开会，我们发行科小伙子与深圳书店的一个经理同住一屋，闲谈中那经理不知怎么会说起在北海会上他们在海滩拣到一副眼镜，我的业务员当即说我们社长在那丢了一副眼镜，于是在北京订货会时真的把眼镜带来了。后来我的一个当记者的学生知道了，还以此写了一则社会新闻“眼镜奇遇记”：购置于天府之国成都，丢失于南海边陲北海，得信息于东北重镇长春，回归于首都北京。不是“奇遇”是什么？这是闲话。

大学出版社订货会，对于成立才4年发展又不好的苏州大学出版社，确实有点寒碜。摊位在楼上一个过道边（这样一个新社小社没有地位也纯属正常），两个长条桌上放着一百来本样书，我记得出版社的社标挂在两个长条桌下，稀稀拉拉的光顾者，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一点不为过，站在摊位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更有甚者，读者观众看着“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横幅问我们：“苏州大学还有个出版社？你们是职业大学吧？”我苦笑无言以对。平台，平台的重要性在那时就开始深深植入我心中。一个本身并不著名的学校，你出版社要在业内有地位必须靠自己，靠业绩说话，订货会上的遭遇给了我极大的刺激，几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当年自己那尴尬的表情。

订货会的第三天下午，看着也没有什么人气，就决定一起去郊区走走。于是，下午一点钟，我们与上海一家大学出版社的发行科长一行四人坐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中巴车。车上稀稀拉拉坐着五六个乘客，上车后我们三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上海的朋友就坐在倒数第二排，与别人坐在一起，我穿了件风衣，坐在左侧窗户边，车子就开了。在第一个站点，有一个乘客上来看看却又马上下去了（我们后来才明白，这个本地乘客估计是看出了点什么的）。才开出半个多小时，与上海朋友坐一起的那个人与他聊起来，并拿出一块手表，向他推销，一会儿，前面和右边几个人围过来，其中有两个显然是新疆少数民族的。上海的朋友反复声明自己没有钱，之间一个新疆人拿出一把小刀在手里把玩，另一个就伸手去他口袋里掏了。(www.xing528.com)

车上无人关注，司机无动于衷，我观察架势，感觉情况不对，我这边除上海朋友是个高度近视的胖子，还有一个女性，处于明显劣势，只能静观态势发展。上海朋友口袋里的一叠钱给掏出来了，那一伙六个人嬉笑着把手表塞给他，正好到一个站，上海朋友惊慌中下了车，坐在右边的我的业务员往窗外扔了点钱下去，怕他身无分文无法回去。估计那伙人看我们没有坐在一起，以为不是一起的，所以没有马上针对我们行动。

我向我的发行科长与业务员使了个眼色，在车子又到一个站时，而且下面人比较多，我突然向前面大喊一声：“我们要下车”！司机可能没有思想准备，下意识刹车停住了，我们乘那伙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快速跑到车门下车。车子开走后，我没敢马上打车，因为看到那伙人手里有手机，怕他们下面有人接应，因害怕我们报警而联络下面的人袭击我们，故一连让过了三辆出租车，才叫住了第四辆车，马上打车回宾馆。路上看到了惊慌未定的上海朋友，又叫他上了车一起回宾馆。回到宾馆，女性科长还是不停地在浑身发抖……第二天，会场上就传开了，苏大社某社长一行昨天遇到了持刀抢劫，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还找我说，以后有需要可以找他，他派人陪我们出去。从此，这个经历就成了我们圈内的一个趣谈。

后来，去都江堰参观的时候，我看到地摊上有卖刀具的，一把可以挂在皮带上带有刀鞘的匕首样的小刀引起了我的注意，想起我们将从重庆坐船去武汉要两天一夜，听说船上也不是很安全，于是买下了这把小刀，顺手就挂到了腰间，正好我穿着风衣，一裹什么也看不见。我当时想，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何况我近一米八的个子，40多岁正当年，一对一还不至于亏到什么地方去……两天一夜的江轮，在三峡大坝断流开建前来了一次顺流而下的旅行，江轮上确实很是混乱，于是，我挂在腰带上的小刀也就始终没有离身，晚上大家都是和衣而睡的。回到苏州，我还专门跟我的老学生、公安局的支队长说起这事，因为毕竟是属于管制刀具嘛。在21日的午夜到达武汉，再转道回府，那是后话。

成都订货会后我们去重庆，联络了重庆大学出版社，考察了重庆的图书市场，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对于我这个还算新兵的出版人来说是一次很有收获的市场实践课。中文出身的我，虽然自己清楚，我还不到在业内发言的时候，但是，在我脑海里已经开始了思考。3月22日，历时半个月的参展、考察结束后，回到社里。翻阅当年的工作日志，在3月25日上午的社委会上，我对这次参展和考察，谈了自己三点体会与思考：一是必须增强质量意识，尤其是当时我们图书的装帧设计，实在是没有一点美感可言；二是我们的观念必须更新，在市场意识上、运作方式与手段上、销售折扣的处理上都必须与市场表现密切结合；三是我们的选题必须要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这三点最初的体会与思考，在我几十年的出版问道经历中，几乎一直是我思考的主题，后来我绝大多数的论文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三个主题展开深入的。

我平生唯一遇到的这次抢劫，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记忆，也就成了我的朋友圈子里一到成都就经常提起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