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传: 自称马克思的第二提琴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导师，被世人并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人。对此，恩格斯本人总是很谦虚地说，能与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贡献都是马克思做出的，自己至多算是个“第二提琴手”。

恩格斯自1844年在巴黎与马克思会面从而建立了深厚友谊之后，便从内心深处把马克思摆在了他们共同事业的首位。特别是在曼彻斯特的20年，他毫无怨言地承担起马克思理论活动和社会活动助手的责任，从学术上、思想上和生活上给予了全面的参谋和服务。

这一方面是由于恩格斯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商务活动上，从事理论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减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给自己在和马克思的共同事业中的定位。

恩格斯既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活动家。恩格斯缺乏德国古典哲学的系统训练，又长期从事经营活动，使他和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在方法和对象上都有着细微的差别。

马克思侧重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恩格斯则对军事理论和自然科学更感兴趣。马克思著作中的逻辑思辨成分很浓，恩格斯的著作则带有较多的进化论和决定论色彩。从他们一生的学术活动来看，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多的主导性和开创性，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则有相当部分都是受马克思所托，为了他们共同事业的现实需要而写的。有一些研究领域，比如经济理论，本是恩格斯较早涉及的，但后来由于马克思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恩格斯便主动放弃了。当然，凡是涉及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他们都要共同讨论，以取得一致的看法。

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在合作的指导下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上合作，两位革命导师通过各自取得的思想理论成就及彼此间的相互补充和绝妙结合，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个奇迹，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1851年8月上旬，《纽约每日论坛报》约请马克思担任该报驻英国通讯员。马克思当时正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从事新闻写作势必要占去他很多宝贵时间，并且他还不能用英文直接写作。但是，马克思不愿意拒绝这份难得的工作，一是因为一家五口需要一份哪怕很微薄但却是经常性的收入，以满足“谋生的迫切需要”；二是可以通过在这家发行面广、有资产阶级进步倾向的报纸上发表政治、经济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推进民主运动。事实上，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的重大经济事件，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范围以外许多实际的细节，这对《资本论》的创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可问题是，开头怎么办？如果说时间紧张尚可安排，但语言障碍如何解决？马克思自然而然想到了曼彻斯特的恩格斯，便写信向他求助：

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他在接到来信的当天便立即回信，要马克思赶快告诉他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子，是随便写一篇单篇的文章，还是打算写一组文章。另外，恩格斯对这家报纸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十分清楚，希望马克思把知道的全部背景情况来信告诉他。但马克思的来信极其简略，只说他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需要恩格斯的帮助，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

恩格斯只好凭自己的理解随意发挥了。1851年8月21日，恩格斯把写好的文章随信寄给马克思，并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你要我写的那篇文章随信寄去。由于各种情况的同时影响，这篇东西写得不好。首先，从星期六以来，为了来个多样化，我闹了点病。其次，我没有任何材料，只好完全凭记忆信笔写了一通。还有，时间短促，工作又是约定了的，而对于这家报纸及其读者的状况又几乎毫无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合适的计划。最后，这一组文章的原稿不能全部留在手边以照顾一下前后的行文，因此为了避免后面几篇文章中出现重复，就必然使文章的开头写得多少有些拘泥于条理。由于这一切，再加上我很久不写文章了，所以这篇东西写得十分枯燥，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英文还比较流畅，这是由于我八个月以来已经养成了几乎完全用英文讲话和阅读的习惯。总之，这篇东西由你随便处理吧。

恩格斯在信中只是谈到了文章写作本身的一些不利条件，尚未提及自己由于不得不处理繁忙的公司业务而显得十分紧张的时间和精力。

后来，这篇“由于各种情况的同时影响”而“写得不好”的“东西”，成了一部伟大著作的开篇。

这部著作就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由19篇逻辑一致的论文组成，全部由恩格斯执笔。当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不知道这一点，他们都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马克思。

事实上，在马克思担任该报驻英国通讯员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受马克思之托为这家报纸撰写的文章达120篇以上。这些文章多半都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有的则作为社论发表，恩格斯从来没有署过名。

此外，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头两年中，所写的稿子几乎都是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为了及时译完，以便让稿件赶上每周一次或两次从利物浦开往美国的邮轮，恩格斯常常忙到深夜，有时候还要带病坚持工作。

这里摘录两封他在1852年10月中旬写给马克思的信，从中不难领略到这种辛劳的程度。

10月14日的信这样写道：

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十一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十二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因此，你将收到我尽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

四天后，恩格斯又寄出一封信：

寄上前一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昨天又收到了下一篇。今天寄去的文章，你可以马上经利物浦交美国邮船寄出，星期三早晨“太平洋号”起航。星期五你会再收到一点东西。

为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事业，恩格斯就这样不计个人名利、长年累月地辛勤工作着。

两人的合作，当然不局限于为报刊撰写新闻通讯稿。

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恩格斯既充当了杂务助手又担任了专业顾问，既是参谋又是批评家。他经常回答马克思提出的种种问题，为他提供交易所和贸易界的内部消息，替他从一些很难弄到的文献中做摘录，并就马克思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或思维设想本身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然，恩格斯也经常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各种帮助，特别是资料方面的帮助。恩格斯的研究工作涉及面很广，而曼彻斯特的资料和信息都很有限，他只得屡屡写信向马克思求助。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的来信后，总是先把自己手头的事情搁置一旁，到大英博物馆去替恩格斯查阅那些往往显得十分专业的资料，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协助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创作，并为该书的宣传发行尽心竭力，是恩格斯作为“第二提琴手”演奏出来的又一段感人至深的乐章。

1867年8月16日深夜，当马克思校完《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抬起头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时，墙上挂钟的时针正指向凌晨两点。从窗户望出去，街头依旧灯火阑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提笔向恩格斯报喜，对恩格斯多年来为此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在《资本论》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恩格斯不但参与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而且时刻关注着《资本论》的写作进程和出版情况，帮助马克思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困难，用自己的满腔热情给予了马克思极大的支持、鼓励和促进。

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曾打算把自己的经济研究成果整理成一部题为《政治和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并为此收集了大量材料。恩格斯虽然刚刚和马克思交往不久，但对这件事十分关心，一再催他：“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如期实现。

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这是他预定的包括6个分册的庞大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分册《资本一般》的前两章。书出版后，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恩格斯便于当年8月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书评，向各国工人推荐这部有史以来第一部工人阶级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与此同时，他还催促马克思，要把这部著作的进一步写作视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劝他不要由于过分谨严而拖延它的出版。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尽快出版一些科学著作，是关系到党在公众中威望的重大问题。因此，即便稍微马虎一次，也要赶快把要写的东西写完出版。不然，当暴风雨时期到来，《资本一般》还没写完就不得不中断而投入实际的战斗，那将怎么办？

在恩格斯的鼓励和催促下，马克思加快了工作进程，于1861年至1863年间大致完成了《资本一般》的初稿，并决定把这一分册以“资本论”（共4卷）为题单独出版，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

经过反复加工和修改，《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4月初整理完毕，随即进入排印过程。恩格斯始终关注着排版印刷的每一个步骤，仔细阅读每一页清样，把自己的感受、批评和修改意见随时告诉马克思。

恩格斯为自己的朋友和战友终于完成了“长期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而欣喜万分。他对这部著作在经济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赞赏不已，写信对马克思说：

我祝贺你，只是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

在肯定《资本论》出色内容的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它在外部结构上存在的缺陷。这个篇幅达50印张的大部头，初版时才分为6章，实际上不便于读者阅读和掌握。特别是第4章，大约占了200页，才分为4个部分，分节标题又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至于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在阅读时非常疲倦，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

恩格斯的建议是，题目应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应进行强调。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意见，在出版德文第二版（1872年）时，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全书不再分为6章，而是分为7篇共25章。原来的第4章成为第4篇，下分4章，而且其中的第12章又分为5小节，第13章分为10小节。经过这样的调整，《资本论》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了，表达的思想也更清晰了。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多次引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内容。为此，马克思向恩格斯表示，希望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中不只是作为引证者，而是作为合著者的身份出现。恩格斯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也没有以合著者的身份与马克思共同署名。但马克思在很多文章中都明确指出：《资本论》的创作得益于“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提供的非常精确的材料。至于恩格斯提供的其他种种帮助，马克思更是屡屡提及。所以马克思真诚地说，要是没有恩格斯，《资本论》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的出版，资产阶级学者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既不赞扬也不批判，企图用“沉默的阴谋”阻止它的传播。为了打破这个阴谋，恩格斯又投入了新的战斗。(https://www.xing528.com)

1867年9月12日，《资本论》还没有正式出版，恩格斯就写信问马克思：“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马克思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并认为这是“最好的作战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书一旦出版，当务之急是设法让人们来谈论这本书，要在一切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这些报纸是政治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只要他们肯发表文章就行。也不论发表的文章是肯定的或否定的，是论文、通讯或刊登在最后一版的给编辑部的信。长篇评论固然好，短篇介绍也未尝不可，主要是要多、要经常。文章怎样写或写得是否有内容倒在其次，关键是要“制造轰动”。

写书评必须先吃透书的内容。当时在德国，还没有谁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消化《资本论》这部巨著的思想。如果等他们消化后再写文章，最好的宣传时机就错过了。恩格斯只好亲自动手，在1867年10月至1868年5月，先后写出了9篇书评和一份详细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其中7篇通过朋友介绍，匿名发表在德国不同的报刊上。

本来，给《资本论》写书评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还要就同一本书写多篇评论，每一篇都要有一点新东西，要写得使人看不出这些评论出自一人之手，其难度可想而知。恩格斯真是一个非凡的语言大师，硬是用“像蛇一样灵巧”的笔法，写出了一篇篇思想深刻、语言生动的书评，既宣传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又适应了不同报刊的具体要求。

这些书评发表后，很快在德国学术界引起反响，资产阶级学者被迫应战。1867年底，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第一个在杂志上发表关于《资本论》的短评。文章虽然不长，且漏洞百出，明显不怀好意，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资本论》的第一个“专家”。此后，茹尔·孚赫、卡尔·施特拉斯堡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也陆续发表评论，“沉默的阴谋”被打破了。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第二提琴手”，除了思想上、事业上的支持外，对马克思一家的经济援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1851年至1869年间，马克思一家从恩格斯那里获得的援助总额达3000多英镑（参见表1）。这些援助对于马克思得以应付艰难的流亡生活，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和理论著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表1 恩格斯向马克思提供的物质援助（1851-1869）

注：①1864年7月1日至1865年6月30日，由于马克思得到了沃尔弗的遗产（800英镑），所以恩格斯没有给他资助。

②资料来源：《恩格斯文献传记》（曼·克利姆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不过，要澄清一种说法，即马克思、恩格斯做过分工，马克思负责理论，恩格斯负责生活。这种说法十分流行，却是靠不住的。马克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何况他当时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英国通讯员，也有一份固定收入，勉强可以维持生活。恩格斯对马克思一家的援助，完全是出于友谊而不是出于约定分工。

从表1可以看出，恩格斯给予马克思的援助，只占他自己收入的一小部分。他自己同期的花费大约是12000英镑，包括家用、给党和党内同志的援助等，积蓄8250英镑。事实上，恩格斯的援助也远远不够马克思一家20年的开销。马克思自己也同样“要为面包操心”，要为柴米油盐奔波。

在集中修改《资本论》的大约两年时间里，马克思花在理论方面的精力远远超过了花在谋生方面的精力。恩格斯才在1865年初向马克思表示，他可以负责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费用，直至《资本论》完成为止。

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帮助，但仍然感到十分内疚。他在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

马克思以为《资本论》出版后经济状况就会完全改善，可以不再依靠恩格斯的援助，他在1867年5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能够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且终于又能站稳脚跟。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另一方面，也不瞒你说，我还要受一年的折磨。

可是，事情并不如马克思所愿。他既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资本论》，也没有从《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中获得足够稿酬。“折磨”便不止一年了，而是更长。他后来向恩格斯诉苦，说《资本论》还不够支付他写作这部书时所吸的雪茄烟的烟钱。

恩格斯的援助继续了下来，直至给马克思提供终身年金。19世纪60年代末，恩格斯还立下了一份遗嘱，说如果自己先去世，马克思将是他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恩格斯无私而慷慨的援助，成了他和马克思共同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两位革命导师伟大友谊的一个例证。

当然，友谊并不仅仅表现为甚至不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帮助，更多的还在于思想上的彼此认同、人格上的相互尊重和生活上的相互关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几乎无话不谈，没有任何私人秘密可言。他们对彼此友谊的珍视超过了其他一切。马克思说他之所以能忍受一切可怕的痛苦，全在于时刻想念着恩格斯的友谊；恩格斯也明确表示：“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做过这么高的评价。”

马克思携幼女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做客（工笔画）（杨刚作）

一段时间收不到对方的信，他们就会焦急万分。从下面两封相隔数年的通信摘录中，不难体会到这种友谊的深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但是我相信信都寄到了。

老摩尔，老摩尔，

大胡子的老摩尔！

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任命了小杜西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深厚友谊，再多的文字也不嫌其多，再浓的情感也不嫌其浓。

甚至，有时候他们交往中偶尔出现的误会，也能从另一面证明他们之间友谊的诚挚和坦率。这种诚挚和坦率，是任何哪怕略带一点虚情假意的“友谊”中也不可能出现或存在的。

1867年1月7日，恩格斯把妻子逝世的消息告诉马克思，本想从老朋友那里得到安慰。可是，马克思当时家里正一团糟：房东催租、肉商要债、缺煤少食、孩子生病……便没有在回信中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而是说：

现在，在我们的圈子里，除了不幸，没有别的，天晓得怎么回事……不过这是顺势疗法的一张药方。一种灾祸消散另一种灾祸所引起的悲伤。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态度大为失望，过了好几天才回信，信中冷冷地说道：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其实，马克思上封信一发出就深深地后悔了，认为那是一个大错。现在收到恩格斯这封来信，并不感到意外。过了10天，等恩格斯的情绪稍稍平静后，马克思写信向他解释了个中原因。

恩格斯如释重负，很快回信：

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和最好的朋友。

第一提琴手和第二提琴手，就是这样和谐地演奏着动人心魄的乐章；哪怕是其中的一个休止符，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