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黄式三、以周父子之学术渊源，章太炎论之甚精，《检论·清儒》云：
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1]
礼经史法兼长、不拘汉宋家法，确为黄氏父子家学之特征。黄式三“承浙东学脉之正，兼综体用”[2]，强调“取汉宋之所长者兼法之”[3]，义理考据并重[4]，所著《儆居遗书》渊综精博，洵为浙东一代通儒。
黄式三《易释》自序云：
自治经者判汉宋为两戒，各守嫥家而信其所安，必并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终至欺圣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悯也。[5]
可见其思想宗旨。但在汉学风气下，黄式三的著述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黄以周称：(www.xing528.com)
先君子作《易释》四卷，由博反约，力削百家之野语，而执圣之权。然非生平深研周、孔之义蕴、参考诸家之是非，不能知《易释》之精密，譬如浑金璞玉，能知而宝之者尟矣。《经解续编》不收是书，何足怪哉？[6]
然不独《易释》，黄氏力作《论语后案》（以下简称《后案》）亦未能收入《续经解》，流布始终未广。《后案》在黄氏学术体系中极为重要，初刊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历经修订，又由黄以周重刊于光绪九年（1883）。其后王先谦谋刊《续经解》，置此书不顾，而辑入同治五年（1866）所刊之刘宝楠《论语正义》。刘氏之书引证浩博，辨析细密，但于宋明儒者学说引述极少，可见其崇尚汉学的基本立场。
对刘氏《论语正义》（以下简称《正义》），黄以周颇多批评，如云：“采辑古说，不拾唐以后人言，此自命为汉学者也；于义理之精微罕有所得，即训诂考据大多疏失。”[7]谓其不仅昧于义理，且疏于考据。《正义》注用何晏《集解》，但又尊郑玄之学，自称“郑君遗注，悉载疏内”[8]。对此黄氏仍置不满：“郑注之训义多有所本，后人之诠释郑义者今录之详矣，其先乎郑注之说而为郑注所本者，宜疏通之……郑注之佚文近人一再辑之，今又搜罗古书而补之更详矣。其郑义之见《诗》《礼》注者，或泛说、或有关于本经，宜采入之。”[9]黄氏认为，郑玄《论语》义本非完本，当就群书广泛采录，并与《毛诗笺》《三礼注》相证以明其义理，而《正义》所为，明显失之疏略。此外，黄以周于所著《礼书通故》中称：“刘楚桢《论语正义》多本《后案》。”[10]合观黄氏所述，虽未明言《正义》《后案》之优劣，但能觉察出黄氏对《正义》之不屑。
王先谦辑《续经解》，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荝事于光绪十四年（1888）。李慈铭曾复信与王氏讨论书目之去取，意谓仍有可商。信中建议待访书有《正义》所引《论语》著述数种，但并无《后案》。[11]检其《越缦堂读书记》，却对《后案》评价甚高，谓其“诠释义理，亦深切注明，绝去空疏诘屈之谈”[12]。于刘氏《正义》，则谓其“证引极博，而去取多未尽善”，且往往“过求证据，反失之轇轕”[13]，斥为近儒之通弊。但李慈铭也并没有向王氏建议选录《后案》。可知，《后案》之不入《续精解》，非其书不精，而很可能因其“家法”不纯，不合《续经解》严守汉学的选录标准。
俞樾弟子宋恕曾经说：“某公续《皇清经解》，采择无识，远愧仪征。”[14]可见王氏选录之目，当时已多异议。因知黄以周之不满《续经解》，亦不足为怪。至于其讥评《正义》之不足，实多以《后案》为标准。然《正义》限于注疏体裁，不如《后案》之能自由发挥，故其间精粗优劣，当具体分析。唯《后案》独立于汉学风气之外，绝无门户之见，独以阐发经义为宗，立言精实深切，颇有矫时弊、正人心之功，于学术史、思想史皆有重要意义。今就《后案》窥其解经要旨，探作者之用心，兼与《正义》相比较，更明此书之学术地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