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小说合集编辑方然-刊影流年

一

1946年11月1日在成都创刊的《呼吸》，文艺双月刊，十六开本。方然主编，呼吸社发行，联营书店总经售。

编者在发刊词《生命在进行》中说：

呼吸，是人底生存底第一要求，底第一权利。

一部历史，正就是万人底呼吸相激奔汇而来的河：意向浩浩荡荡的河，能力浩浩荡荡的河，声势气魄浩浩荡荡的河，节奏韵律浩浩荡荡的河。

必须有自由的空气！必须有新鲜的空气！

《呼吸》创刊号刊影

《呼吸》第三期的《一期小结》

编者指出：“虽然这呼吸的河本身永远不会有平静、凝滞、停止以及冻固，而圣徒们和暴徒们却企图以人为的严寒使它冰结，以无情的铁掌迫之窒息。一部历史，因此也就是勇敢的人民正面了重大的痛苦进行着广泛的斗争之间的沉郁、深重、急迫或者爆炸似的一呼一吸吧。”但圣徒们和暴徒们的企图将永远是徒然的，这是因为，“生命不甘被灭绝！呼吸不甘被窒息！”

编者疾呼：

人要自由的、新鲜的呼吸！人不能够安于被窒息的状态和这一状态底无穷继续！

况且我们不但有权利，而且有坚信：我们一定要笑，灿然的最后最好的笑——这呼吸底煌然焕发的笑！

至少，我们也要打开这么一扇窗子，打开这么一条缝隙！

我们，愿和友人们、读者们共同呼吸！

《呼吸》创刊号目录

主编方然（1919—1966），原名朱声，安徽怀宁人。1938年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毕业后曾在延安文协工作。1940年延安方面为减轻国民党封锁边区造成的压力，组织疏散，方然回到重庆。1941年入金陵大学。

1945年，方然大学毕业到成都荫棠中学教书。他与同窗好友谢韬早几年就计划办个出版社，因为筹不到资金，未能实现。1943年春天，他的同乡挚友倪子明由重庆读书出版社调到成都联营书店。他征求倪子明的意见，倪认为办刊物比办出版社容易，于是开始筹备。方然为主编，约请阿垅（即亦门、曾心艮）加盟。在筹备中间，先是谢韬到重庆《新华日报》，后是方然到重庆广益中学。《呼吸》的编务实际上是阿垅在做。方然通过邮寄的方式，约稿写稿，尽主编的责任。

二

抗战期间，胡风先后主持《七月》（1937年9月至1941年9月）和《希望》（1945年1月至1946年12月）两个刊物，经历一次次停刊、复刊，不屈不挠地坚守了十年。《希望》停办之后，胡风的友人们在“散兵线”上创办了几个小刊物，《呼吸》是其中之一。《呼吸》的主创人员方然、阿垅、绿原、冀、舒芜、路翎、邹荻帆、罗洛、化铁、杨力（贾植芳）、萧萸等，大多是聚集于《希望》的作家。他们自觉是胡风的学生，心悦诚服的胡风的追随者。“《呼吸》整体表露出来的思想倾向和审美理想，和胡风及其群体也是一脉相承的。”（周燕芬：《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当时文艺界称《呼吸》为“《希望》的成都版”，应是对《呼吸》于《希望》的继承关系的极简说明。

《呼吸》刊载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如编者所言，发出“对当前的生活的政治的文化的祈求和抵抗的小小的声音”，很有值得品味的佳作。但刊物的重点是杂文、随笔、报告等“突击性的短文”，揭露现实矛盾，注重思想斗争。编者在《关于投稿》中声明：“我们要强烈的、新鲜的、特别是真实严肃的东西。凡是中庸主义的、没有凭据的乐观主义的、学院文章、圣徒嘴脸的、才子气的，一律拒绝。”与《希望》一样，《呼吸》强化书评，突显批判色彩和抗争姿态。(www.xing528.com)

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胡风说：“这时候，‘战争是长期的’，‘战争过程是艰苦的’，才渐渐由理论的语言变成生活的实感。人民底情绪一方面由兴奋的状态转入了沉练的状态，一方面由万烛齐燃的状态转入了明暗不同的状态。人民底意志一方面由勇往直前的状态转入了深入分析的状态，一方面由因共同点而互相吸引的状态转入了因差异点而互相游离的状态。换句话说，战争已经由一时的兴奋生活开始变为持续的日常生活了。”胡风称，在这一特殊年代里，大后方“各种各样的文学倾向都抬起了头来。有的挂着利剑，有的敲着木鱼，有的穿着法定式样的礼服，有的披着艳丽纹彩的头巾，有的摊开了古老字画，有的搬寻着海外奇谈，有的把唾液当作茶水出卖，有的把肉麻当作有趣赠人……熙熙攘攘，具体而微地像是克里斯朵夫在巴黎所见到的节场一样。这叫做混乱。”（《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

方然在《“主观”与真实》中这样描述“混乱期”“软弱、消沉、枯萎、虚伪、满足”的文坛现象：“自抗战中期以还，我们的大后方的作家们，在与日俱增的冷酷、痛苦、错综的现实环境中，有好多似乎是受不了重压，经不起锻炼与诱惑，因而生活无聊而精神溃败”。“生活不认真，日常生活被当作‘小节’，‘私生活’不严肃，而又在‘坛’上荡来荡去，不参加切实的点滴斗争，求进之事，于是，生活状态不仅是‘窄狭’，而且是萎靡，苟安，小名小利的满足，打小算盘，市侩底愉乐，纵情声色，自得其乐，自欺欺人，麻木梦游，因之，造成情感底枯与思想底萎，甚至造成人格底堕落与立场底丧失。没有战斗生活，没有战斗人格，没有战斗艺术。以感情底枯与思想底萎，以小资产阶级满足的、庸俗的心境，无聊的欲望制造‘革命’与‘恋爱’的故事，或者以冷嘲观照的心境抓取片断的客观现象，发发牢骚……”

《希望》的书评，集中批判了充斥“混乱期”文坛的市侩主义、客观主义和色情主义。《呼吸》就是对《希望》关注的文学问题的继续辩难和深化。方然的《论生存》《文化风貌录》《“主观”与真实》和《死鱼的鳞——读〈困兽记〉两遍之后的若干印象》（署名“穆海清”）、《读〈色情的瘦马〉》（署名“秋隐”）等评论，对所论作品无一例外地做出了激烈而负面的价值判断。

《死鱼的鳞》批判沙汀的《困兽记》。《困兽记》“描绘乡镇的小学教员不甘平庸的志气受深度平庸的环境百般销磨所造成的心灵痛苦”（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方然则说，沙汀笔下的知识分子“经过了世故，便冷却了热情，并嘲笑热情，但心还未死，也就正因如此，反甘于苟安”。方然指责全书没有真诚和血肉，沙汀“凭着他的经验与机智”，“是会触着某些生活样相及性格特征的，但这些仿佛是鱼鳞一样，一片片闪一下光就完了。而且是死鱼的鳞！”

《读〈色情的瘦马〉》批判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长诗《感情的野马》写一个投身抗战在部队做文化工作的诗人对一个女性的追求。方然认为，它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距不知有几千万里。抨击臧克家：当抗战英雄吃香的季节，他有抗战英雄可卖；当有人跳起裸体的草裙舞来的季节，“他却也能不甘示弱地放纵出一批‘色情的瘦马’出来，真令人想起一个性欲冲动的堂吉诃德！”

方然早在《希望》刊载的《释“战斗要求”》文中，已指出作家的“趋时性”正是市侩主义的典型呈现。同在《希望》上刊登的路翎的评论，直言姚雪垠的创作就是市侩主义的典型代表。

三

《呼吸》与《希望》一样，大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颇具创作声誉的沙汀、臧克家、姚雪垠、碧野、王亚平、严文井、SY（刘盛亚）等一批左翼作家，锋芒甚至涉及到茅盾。不在左翼之列的徐、无名氏等也遭“扫荡”。这种主要针对左翼的内向性批判，无疑于开展了一场文坛的“肃清”运动。

“胡风派”批评信奉“文艺武器论”，服膺“党的文学”原则，“把文学的社会功用看得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整个抗战时期，胡风“始终自以为坚持的是革命文学的传统，始终自以为代表着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左翼”，“缺乏与民主作家合作的宽容与耐心”，“他对国统区响应‘入伍’、‘下乡’号令的作家非常轻视，甚至对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作家嗤之以鼻”（吴永平：《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论者认为这应是胡风发动“肃清”的根由。

方然强调在创作和评论上“主观战斗”的要求，指出：“主观战斗精神”，“第一，它是一种棒喝：‘抬起头来！’从苟安萎靡中，抬起头来，看一看人生底高大的目的与艺术底高大的目的，好好做个‘人’，这正是真实的实践底第一步。当然，抬起头之后，不用说，是要置身于民主斗争里，如‘整风’所示的‘改造’，然后头方不再又低下去”。“第二，它是一种具体的、反击的战略。当其我们周围如冰桶时，条件、限制如此之多，满足与退步如此容易之时，稍一冷淡我们底情绪，便会马上麻木了我们底感觉”。“第三，它是一种结合。‘主观’，不是空气。它是包含着：感觉与思维，情感与思想；‘战斗’，一方面是生活中抗争，变革中的进步，‘实践’与‘思想认识’不断结合，而另一方面，也是感觉与思维结合，高扬，与改造的过程。”“要将进步的阶级‘观点’、‘立场’，渗透到行为与情绪中，然后才能产生艺术力”。“主观”的内容，就是“政治性与艺术性底统一，世界观与创作法底统一，观点与行动底统一”。（《“主观”与真实》）方然以“主观战斗精神”作为衡量作品的唯一尺度，显示出偏颇和武断。

方然和《呼吸》同人们反对“温和的批评”，认为文坛之上时时出现两种人的神圣的嘴脸：一为流氓，一为娼妓。“温和的批评”即“对这两种人及其嘴脸，打拱作揖，哈着腰，送出大门之时，顺便谈两句客客气气的‘批评’”（阿垅：《两种神圣嘴脸》）。“方然们”的批评态度激烈，语言尖刻，甚至粗俗粗暴，常常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如说《感情的野马》是“在‘革命’的棉被和‘浪漫’的褥子之间白昼宣淫”，“其实不过是臧克家的手淫，而且在告诉读者怎样手淫的手势”（《一期小结》），宣称：“我很有理由不但要无情的撕烂这匹马的外皮同内肉，而且应该有情地（有着愤怒的激情地）对它唾骂。”

“方然们”的过激批评，遭到了非议，引发了被批评者的反击。姚雪垠发文直斥“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指出“宗派主义是巩固联合战线的一大障碍”（《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

论者对“胡风派”的批评也有持另种看法，认为“《希望》用语尖锐严苛是事实，但背后隐含着的初衷是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偏激态度源于传统文化形成了铜墙铁壁式的堡垒，或者如鲁迅对于中国改革之艰难的体认，他们也意识到了所批评的思维趋向的严重性，需要大刀阔斧地批判才能得以肃清其不良影响。”（张玲丽：《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这里说的是《希望》，也可移用于对《呼吸》批评的认识。

《呼吸》的主流是对黑暗现实的抗争，这一立场终为当局所不容，1947年3月1日第三期出版后被迫停刊。编者说，“人为的寒流不断侵袭而来，连体温也被冷却，连呼吸也被冻结，连常绿树也落叶而秃。”但是，“我们深信：将有真正的春天的；那美丽而且和煦的，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是么，那一半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春天，这一半，即使春冷冻牛吧，到底也不会有多少日子了吧。”（《第三期〈一期小结〉》）

四

1947年倪子明奉调上海，见到胡风，二人谈的主要话题就是《呼吸》。胡风说：方然“有的文章没有注意掌握分寸，用了些过于偏激的词句，这会增加人们的误解，也无助于文艺界的团结。”（倪子明：《〈胡风杂文集〉的出版及其他》）

1949年方然到杭州任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清算胡风，方然在劫难逃。当年《希望》《呼吸》自以为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拯救人类（文坛）所进行的文学批评，这时成为他们一项“反革命”罪状。胡风在回忆录中记述：方然批评中的“这些过激的情绪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来，就成了激起群众愤怒的宝贵材料！”方然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而遭逮捕，妻子被迫离婚，老母悬梁自尽。十年后，方然获释，又逢“文革”，“旧案”重提。1966年9月自沉。“文革”结束后，方然得到平反。

五

胡风一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令人敬重。“三十万言三十年”的“文字狱”大案，促人警醒。阅读《呼吸》，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的“肃清”对进步作家的误伤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坛内部的裂隙与纷争，又常常引发读者深思和痛楚，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