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意识的觉醒：两部电影的分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盛行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特点在于：该运动有更多中产阶级女性的参与。美国妇女大量就业的现象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后，女性参与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做法逐渐蔚然成风。大量中产阶级白领女性和知识女性的加入，既为女权运动增添了力量，又为女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得美国乃至西方的女权运动在其规模性、影响力和持久力等方面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末路狂花》和《喜福会》这两部电影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产物。

我们不能主观臆断《末路狂花》的女编剧是否依据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撰写了该片的剧本，然而，人们却足以客观地感知生活中类似事件的整合浓缩。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对于女性身份与角色的界定或者规定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女性的身份角色天生受到各种伦理道德的制约。她们因循着社会为其规定的身份与角色，作为父亲的女儿、哥哥的妹妹、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却唯独无权或者不能真正做自己。《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十四岁和其丈夫谈恋爱，十八岁结婚。她的丈夫达里尔如同某些西方已婚男性一样，性情焦躁，处处显示出大男子主义。他自己时常流连在外、彻夜不归，但他严格管控妻子、限制妻子在外交际。与此同时，他又为妻子因封闭、隔绝的生活造成的单纯、落伍而感到不齿和厌倦。路易丝虽然果断干练、不需要依附男人生活，但是，她那经常外出演出、作为歌手的男朋友，也未能给她安定、温馨的正常生活或者家庭生活。这样的生活让片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备感男权社会中生活的压抑，毅然不辞而别地（塞尔玛事先并未告知丈夫）外出度假了。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她们女权意识渐进觉醒的绝佳表现。

《末路狂花》中两位女主人离家外出的最初动机只是想在身心两个方面安慰一下自己，寻找、经历一下自己的生活。鉴于她们个人的修养与阅历，她们最初的决定和行动恐怕并未包含更多成熟的女权思想与意识。然而，她们所处的时代、九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的氛围足以使得她们的内心世界和个性要求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她们生活的目的不再是获得温饱，而是要有个人的生活空间与方式。她们毫不希冀，或者说难以获得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的生活。经历了女权运动洗礼的美国女性，在更大程度上在乎的是自身价值和个性化的生活。这样的女性自我意识，或者说女权意识，是需要渐进觉醒的。它是对美国男权社会的心理抗争，当然，它也应该是倡导平等的美国社会土壤中的必然产物。(www.xing528.com)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是作者从女性的角度，并且结合作者本人现实生活中的若干经历，精心设计打造而成的。1989年该书的问世和1993年的同名电影的诞生，一方面，引发了一股华裔文学热和对于多元文化的新感知，另一方面，也引出褒贬不一的众多评论，促成了美国以及相关受众的多重思考。人们多从人性、道德伦理、女权等社会文化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其中主要论及作品所突出表现的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情结、旧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女权思想的形成与表现，以及该作品所展示的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如果从《喜福会》所描述的主要故事梗概而言，上述方面都是剧情所反映的本质所在。其中所描写的四位中国母亲的性格、命运各异，然而，其共同点是：她们都是在特殊的时代背井离乡（在1949年之前）、移民美国；她们的四个女儿则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成人。四位母亲在做出逃离苦海、落户他国的决定和行动时，她们本身似乎并未真正具有明确的女权意识或者女权思想，但是，她们不甘心于命运摆布和厄运纠缠的做法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显示了她们女权意识的渐进觉醒。尔后，她们在美国生活时自行建立“喜福会”的做法虽无女权思想的指导，却实属女性维护自身利益、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自然也成为女权意识渐进觉醒的表现之一。

相形之下，四个女儿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她们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她们的社会文化经历，特别是所接受的教育，都要求她们具有男女平等和女性的自我意识。对于她们来说，单纯使用“女权意识渐进觉醒”这样的辞藻似乎显得苍白无力。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四个女儿生长于美国，她们的华裔基因足以使得她们大大有别于白人女性。事实上，尽管她们极力迎合美国的主流文化，然而，同她们的母亲们一样，四人却始终难以逃脱白人至上（The White Supremacy）的美国社会的边缘人境遇。因此，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女权意识的渐进觉醒与培养，对于她们而言，尤为珍贵和重要。她们的成长经历和成年经历都在强化她们的女权意识，这为她们日后维护自身权益、抵制种族歧视和男权社会的种种不公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