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探讨边缘人形象与心理压力

一、自传性边缘人形象

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是一篇边缘人意识很强的作品。“我”到美国留学，美国外交官安德烈爱上了“我”。因为来自不同阵营的国家，“我”被怀疑带有企图地接近安德烈，因此受到FBI的长期调查。美国不是“我”的皈依地，“我”与美国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但中国也不能让“我”找到精神归宿。小说集中很多笔墨写“我”对母亲的回忆。母亲形象具有深意:母国文化的隐喻，母亲常常是母国和母国文化的语符化。但“我”在母亲的命运中，找到的不是归属感，反而是不断加深的迷惑感和不认同感。所在国美国和母国中国，都不能作为“我”建构自我意义和身份的价值体系，两者都是“我”理性批判的对象，无法维系“我”的自我想象认同。面对冷酷的美国，“我”是进不去的，也毫无进去的渴望。而母国，又是“我”回不去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小说环绕这两条线索，铺陈了“边缘人”焦虑不安、心灵危机四伏的心情故事。

严歌苓《女房东》中的老柴、《栗色头发》中的“我”、《红罗裙》中的母亲和儿子、《失眠人的艳遇》中的“我”、《茉莉的最后一日》中的郑大全、《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的老薛、《阿曼达》中的韩淼，无不是精神无所皈依的边缘人。《女房东》中，老柴对女房东想象和窥视的种种细节，表现了他因自卑而产生的焦虑，他对西方女性在黑暗中的窥视，暗示了边缘人在巨大心理压力之下的扭曲异化状态。小说弥漫着恐惧惊悸的情绪。《栗色头发》中，“我”经济拮据，无奈去做人体模特，小说中这样写道:“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进凹进地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部对准了我……我被孤零零的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背上爬。”这种典型化的情景描写细腻地揭示了“我”这个“中国古董”在一群西方人中间被围观的孤立无助的处境。“我”去当保姆，主人家的厨房天花板早就坏了，但“我”害怕主人会怪罪于我，一直忐忑不安。小说细腻地刻画了“我”惶恐的心情，字里行间充满对弱者的同情。《红罗裙》中的母亲远嫁美国，语言不通，人地皆生，只能从华服中寻求安慰。严歌苓这些小说写的都是卑微人物的琐碎故事，这些小说写出了边缘人的生存困境、自我的不幸分裂，以及坠入“他者”环境中的震惊昏眩。

唐颖的《阿飞街女生》和《美国来的妻子》都以“边缘人”境遇为叙述核心。《阿飞街女生》的女主人公米真真从上海到纽约，从中国近代开始，“上海”这两个字带有“西化”的符号意义。在上海的身份属性中，“西化”是重要组成部分。米真真这代人成长在“文革”时代，即使在那个禁锢的年代，上海人对西方的向往和认同也没有消失，甚至封闭专制的环境更加强化了上海人对西方的认同。但真正到了纽约之后，米真真体验到的却是孤立感和无助感。唐颖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当下的空间只是在纽约——一个外乡人的纽约，所以她是个神秘的深邃的令人恐惧也令人向往的城市，是我们想象了许久曾给予过多光环的自由世界……”^[8]这段话揭示了把纽约或是西方作为自己身份归属的想象性和虚幻性。纽约或西方并不能作为自我定义、自我表征的载体。米真真领悟到纽约不是归属，只有真正回到曾被逃避的苦难历史，回到出生成长之地，才可能发掘出真实的自我。割断记忆和历史，只会陷入更深的迷失状态。唐颖说:“过往是我最富于情感的部分，或者说，我需要通过过往来确认某种存在……”^[9]唐颖还说:“现实层面，也就是美国经历，如同催化剂，它刺激起沉淀在记忆中的文革故事……”。^[10]但米真真在小说中对过去只是回忆和反省，对过往历史的不认同又使她陷入更深的痛苦，回忆只能让自己找到“根”的所在，远不能让她得到歇息慰藉，这使米真真坠入更深的精神深渊。往事浮现，“文革”充满血泪的人事再度梦魇般重现，让米真真们依旧惊魂不定。这是米真真她们那一代人的宿命，血泪历史是成长之根，但绝不是归宿。她们极度憎恶的集权时代，因为与她们的青春相纠结，永远停止在她们的生命中。小说叙事在对现实与历史、西方与东方的双重质疑和否定中进行，米真真这样的“边缘人”无休止地处于精神漂浮的状态。

《美国来的妻子》中的汪文君年纪与米真真相仿，但作者在写作中淡化了“文革”的政治背景，将故事放在世俗生活的层面叙述。与米真真的思想者身份和锐利视角也不同，汪文君身上带有的都市平凡女性惯常具有的草根性:向往物质生活，为名利而奋斗，充满虚荣心，但又极具韧性。特别是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有着半殖民历史，走在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的城市，汪文君对西方现代生活有宿命般的向往。米真真是停在过去的女性，汪文君则急欲离弃旧时代，她弃夫别子，历经挫折后在美国扎下了根。小说从汪文君回上海准备和丈夫元明清离婚开始。汪文君本以为她可以义无反顾地与过去决断，但正相反，她本以为可以轻易告别的过往岁月，已如蔓草在生命中盘踞。一旦真正面对过去的人事，汪文君发现，自以为忘记不过是逃避的假象，曾经的岁月和情感已经牢牢扎下了根，过去如游丝般时隐时现，与力图摆脱它的女主人公如影随形。于是，原本计划中的告别之旅，变成了在过去中的重温、纠缠、挣扎和发现的旅程。汪文君对过往岁月产生了浓郁的珍惜之情。在元明清那里，她重温了亲情和中国传统式生活，对即将失去的婚姻渐渐不舍。小说以情感为原点，展开了对城市、对文化的传承与更新等问题广泛的思索。汪文君与过去纠葛越深，越为自己的身份迷惑。她自以为自己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国际人了，但上海之旅让她体验了文化混合状态下“根”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人命运的影响。小说充满怅惘的情绪，汪文君和元明清以分手告终，过去最终逝去了，但直面过去的回归之旅无疑让汪文君深刻体认到边缘人徘徊在东西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精神困境。

“边缘人”处境也是其他跨文化作家所关注的主题。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我”从美国返回中国，特意去了一趟西北，重温逝去的青春和爱情。但是到了西北之后“我”发现:“倘使我曾有一个美丽的梦，一个本可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梦，它是不知不觉中悄然失去了。听到哪个寻回了失落的梦呢?”美国不是精神归宿，西北之旅也让“我”意识到过去的时光也不可能永存。于是“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也许，生存于‘两不管’地区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人。不幸我却无法如此释然。”在跨文化作家创作中，体现出暧昧不清的双重身份或身份悖论，内在的追寻身份即统一性的欲望不断推动人们往来异乡与母国之间，寻求与母国的联系，但当小说人物回到母国时，又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陌生感。小说叙事产生出“间离效果”，小说人物的身份建构不断被摧毁。(www.xing528.com)

张翎作品中的人物思绪常常在中国和西方、故乡记忆和当下环境中穿梭往来、回环往复。她的作品中当下体验和过去记忆总是掺杂交织在一起，过去渗入了现在，现在却不仅是过去的继续，而是与更新的境遇和体验遭遇。张翎的小说在既往时间和当下的时间中出出进进。如《邮购新娘》的章节设置:引子写多伦多，第一章写多伦多、上海、藻溪，第二、三章写温州，第四章回过去写多伦多，第五章到第七章再写温州，第八章和尾声写多伦多，这样的章节设置与作品中人物在中西之间穿梭回环的心理暗合，体现出现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的交错。

“边缘人”情绪不仅体现在严歌苓、查建英等老一代作家笔下，王蕤、郁秀等年轻一代写作者的作品中也同样具有强烈的边缘人意识。王蕤小说的主人公通常是学历高、能力强的年轻成功女性，她们表面上进入了美国的上层社会，往来的尽是教授、律师等社会精英，但中西隔膜的鸿沟依然横亘在她们面前。例如，《闯荡美国》中，“我”在与许多“精英”美国人交往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西方人怀着不同的动机来到东方。虽然东方早已不再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了，但很多的西方人还是怀着一种殖民心态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王蕤小说的女主人公多是二十多岁的年纪，郁秀小说中的主人公更年轻，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年幼者的拔根之痛更让人怜惜，年幼者所承受的文化不适感、民族歧视隔阂也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严歌苓、查建英等老一代作家不同，王蕤、郁秀的作品中没有“文革”的阴影，但她们的作品同样充满沉郁悲凉，这说明“边缘人”感受是超越某种特定的历史语境的，是超越时代的存在。

以上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徘徊在中西地域、文化的交界处，她们是现代女性，西方对于她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但当她们回溯往事，却发现过去在生命中镌刻已深。因此，她们的身份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呈现出混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她们的身份属性在断裂中有承接、发展和衍生。两种文化、两种生存状态的参差对照，常常让她们生出怅惘悲凉之感，让她们处于精神流离的境遇，甚至于产生生命荒诞虚幻之感，背井离乡者同时经历着地域、文化、心灵的流放。人类永恒的自我来自于对过去的延续，同时，社会语境的单一也可以帮助个人确立自我。但对“边缘人”来说，她们离过去越来越远，曾经永恒的自我又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分裂，因而极易产生自我归属的困惑和失落。

但也是这种“边缘人”的处境，让她们对两种文化都有接触，这让她们的人生又具有丰富性。她们对中西两种文化及两种人生状态的体验和分析，在作品中不断深入。而体验越深入，痛苦则越深，“边缘人”对自我的认识则越丰富。此种丰富往往是混杂的，枝枝蔓蔓缠绕，这样斑驳琐碎的丰富性恰恰是全球化的写照:单一性逐渐消退，国家、种族间的接触使人类的生存展现出新的样态，个人获得了新自由，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多质性和流动性又使人面临新困惑，自我身份更加难以界定，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是皈依感缺失的“边缘人”状态，但又是具有开放性的状态，是全球化时代必经的从痛苦走向丰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米真真们失去了身份的单一性和精神归属感，产生自我的内在分裂，但对文化接触碰撞下的丰富性有了深度认知和感悟。文化间的接触、接触中的个人处境是一个谜团，而且这个谜团不可能一次性穷尽。寻求跨文化背景中个人身份的过程是一个在怅惘和迷惑中追问的过程。它是一个言说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个人身份属性在主人公们的摇摆、拷问、失望、希望中逐渐丰富。夏志清这样说过:“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11]中西碰撞震撼了米真真们的心灵，于是她们在无意识中担当了直面困境的承担者和思想者的角色。查建英《留美故事》中“我”这样说:“你的民族性在减弱的同时，你的世界性在把你推上一片广阔的高原的同时，使你面临孤独的深谷……”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的作品中，有大量这样的“边缘人”形象:如临深渊，但不放弃思索，以个人之渺小承担中西文化碰撞的沉重主题，将个人经验积淀和历史文化积淀叠和在一起，由此成就了沉郁坚韧的人生境界，展现出丰富复杂的思维向度。跨文化背景作家对“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也表现出对文化中心主义的解构，变化着的、不固定的文化，可以容纳丰富的隐喻和更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