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跨文化写作中的女性问题
近三十年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基本上都是以女性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她们所创作出的生存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形象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内涵,令人难忘。如查建英的“伍珍”、《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严歌苓的“小渔“、“扶桑”、《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红罗裙》里的“母亲”,虹影《英国情人》中的“闵”、《阿难》中的“我”和苏菲,唐颖的“米真真”、“汪文君”,陈丹燕的“简妮”、“范妮”,周励的“我”,王蕤《哈佛情人》里的“你”、《闯荡美国》里的“我”,等等。这些存在于中西交接地带的女性,既带有单一中国国家框架中中国女性形象的一些特质,更具有在不同国度生存的女性特殊的体验和感受。她们在文化的夹缝中游走、协商,并且使夹缝中的生存生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她们的存在使中国女性形象系谱更加丰富。
另外,跨文化背景的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对单一中国国家背景中的中国女性也做了进一步的书写,这类女性人物主要有严歌苓的“穗子”、《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母亲”;虹影《饥饿的女儿》中“我”、“母亲”、“姐姐”等一系列女性,《孔雀的叫喊》中的“柳璀”、“母亲”、“陈阿姨”,《上海王》里的“筱月桂”;陈丹燕《慢船去中国》里的“母亲”等;张翎《花事了》中的“吟月”、《江南篇》中的“阿九”、《邮购新娘》里的“许春月”等。刘索拉则在《女贞汤》里塑造出众多脱胎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想象”的中国女性形象,如“猪龟娘娘”、“娇艳”、“希撒玛”、“莫姑娘”、“阎王娘娘”等。(www.xing528.com)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实践,始终是在多重的内在和外在、自我与他人的坐标中不断定位其自身。”[1]跨文化背景为女性看待自身、寻找自身主体性提供了新的、更广阔的视角。在中西接触的背景下,中国女作家对中国女性身份和特质的挖掘新意迭出。其中,她们对中国女性传统精神的重新认识、对现代女性理性精神的发现尤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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