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的边缘人,大多是出生在中国,后来移民到国外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第一代移民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虹影、唐颖、陈丹燕还把边缘人的范围扩大了。她们的作品中还写到了另外一些身份更为复杂的边缘人,探讨更为复杂情境下的边缘人命运及人性。这些边缘人和作家的自身经历没有太多联系,在时间和地域上都超出了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
严歌苓和陈丹燕在小说中写到了非第一代移民的命运,虹影的小说有对混血性格和命运的考察,严歌苓和陈丹燕的作品还涉及从西方到东方的犹太人命运。如果说从东方到西方的边缘人还有明确的中国之根的身份意识,还有家族记忆、故国记忆可供依靠,而这类边缘人的身份则更含混,命运更漂泊,人性也有独特的地方。通过对这一类非自传性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作家不仅表现出了很强的虚构叙事能力,而且也表现出了对更广泛的边缘人人群的关注。
严歌苓的《扶桑》塑造了最早的“边缘人”形象。小说书写了华裔族群在美国最早的历史。淘金热潮下,华人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美国。当时华人被美国白人视为“异族”和“异类”。华人是保守、落后、肮脏与罪恶的代名词,是鸦片烟鬼、妓女、骗子、杀人者或狡猾的恶棍,是异教徒。在一般美国人的意识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形象:野蛮、落后、难以驯化。白种人抱着“看者”居高临下的心态,嘲笑华人,《扶桑》中有这样的文字:“他们(华人们)在这个初生的城市形成一个不可渗透的小小区域,那里藏污纳垢,产生和消化一切罪孽,自生再自食,沿一种不可理喻的规律循环。”在白人心态中,“落后古怪”的华人只配在边缘处偷生,不可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华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丧失,其文化身份完全被抹煞。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华人打入社会最底层。华人的边缘人处境可想而知。《扶桑》中这样写:“白人曾经将有色人种十分客观地评比过,在1870年的圣弗朗西斯科的报纸上。评比结果,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中国人是比黑人更低劣的人种,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中国人的低劣程度相当于黑种人,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中国人不如黑种人低劣。”《扶桑》中的叙述者“我”在美国的图书馆、档案馆中寻找有关当年华人生存境遇的文献,试图以文献的真实形式揭示的历史,这些“文献”对揭示当年华人的边缘人处境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扶桑》中的早期华人是“边缘人”,但作品中人物对自己的“边缘人”处境却缺乏自觉的认识。这和早期在美华人飘洋过海的动机和目的有关。小说中最早踏上美国国土的华人,他们从未打算在美国定居,只希望完成自己的发财梦,回国买房置地,享受天伦之乐,叶落归根。在美国,他们是典型的“过客”。因此,他们忍受艰辛的工作,蜷居在唐人街的一角,以“叶落归根”作为精神支撑。小说中的大勇,是一个使性斗狠的角色,但他也有侠骨柔情,心底也有柔软之处,即故乡和未曾谋面的妻子。小说中写道:“他无论怎样九死一生,最终将有个地方来收容他。那地方他的功过将不被仲裁,所有的孽债都将一笔勾销;那便是妻子的怀抱。这就是他有恃无恐的根据,无论他走到哪步田地,他的归宿,他的后路都在那儿。”这段文字是对早期在美华人“过客”心态的生动写照。像大勇这样的早期移民,既是“过客”,自然不会计较自身的处境是否“边缘”了。
早期华人对自己“边缘人”身份的认识空缺和他们的人生背景也有关。早期去美国的华人,大多是为衣食奔忙的穷乡人,自然在精神层面有所欠缺。他们在作品中的被动,反倒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华人粗劣的生存状态。并且,作为早期踏上异国土地的华人,他们曾有的背景、曾有的身份都被连根拔起,被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种种巨变也造成了他们的“失语”。
《扶桑》通过后世人“我”的叙事对早期华人的边缘人特性进行发掘。小说中的叙事者“我”是在美国的第五代移民。陈思和认为小说“是一个夹在东西方困惑中的青年女子对一百年前同等文化处境下的女子传奇的阐释”,“……你的叙事人以自身的经历(心理和文化构成的内心世界)去感悟一个百年前的妓女,让我体尝到一个文化上几近宿命的悲剧,为之战栗不已”[12]。陈思和所说的“我”和“扶桑”的“同等文化处境”和“文化上几近宿命的悲剧”,我认为也可以说是边缘人的文化处境和边缘人的宿命的悲剧。扶桑被贩卖到唐人街,她的身份从单一的中国乡下少女变得含混不清,她的离乡让身份变得难以界定,也增添了许多符号化色彩:在唐人街男性的眼里,她是低贱但带有乡愁意味的女性;在西方少年克里斯的眼中,她又被圣化了,带着东方式的神秘。在中西交接地带,扶桑的形象如此裂变,显示出边缘人的特殊环境下的身份不确定性和身份缺失感,这种身份不确定性和身份缺失感,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化含义,折射出作为移民的边缘人的命运悲剧性和文化悲剧性。小说叙事者“我”虽然已是晚于扶桑百年后的女性,但她边缘人的身份不确定性和身份缺失感仍然存在,而且,由于她知识女性的文化背景,她对身份问题比扶桑敏感得多。扶桑对自己的边缘人身份和处境无知无觉,她只是随遇而安地活着。“我”则有意识地关注在美华人移民的生存处境和身份问题,对边缘人的伤痛和迷茫格外敏感,对寻找皈依感和自我身份的意识也异常强烈。“我”寻找有关扶桑及唐人街的历史资料、为扶桑写史的行为,实际上是揭示在美华人边缘人处境和心态的过程,也是“我”借扶桑的故事探究自己边缘人身份和处境的过程。
《扶桑》中的早期华人无法摆脱边缘人的处境,也没有摆脱这种处境的愿望,更缺乏思考边缘人现象的思想力。作品中对“边缘人”处境的认知和慨叹都是叙事者“我”发出的,“我”讲述以扶桑为核心的早期华人的在美流离漂泊的命运,翻阅各种资料,以“史料”的形式强化他们的悲凉处境。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使用的是悲天悯人的语气,营造出强烈的伤感氛围。而对以扶桑为核心的早期华人的命运的书写,何尝又不是“我”对自我边缘人身份和命运的慨叹!小说中,“我”视角中的扶桑故事和“我”的人生境遇、“我”的身份反省交织在一起,因此,小说是一个现代边缘人对过去边缘人故事的讲述,说明移民的边缘人处境并不只在是特定时间内发生、是可完结的,相反,它会在后代人的追寻和反省中具有更深的悲剧性。
严歌苓的小说《寄居者》的主人公是美国唐人街的第三代移民五月。小说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五月随到上海任教的父亲回到了中国,他们的祖先之地。严歌苓在小说中强调了五月的身份不确定感,小说凸显了五月生存于“世界之间”(between worlds)的边缘人形象。五月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叛逆的、玩世不恭的形象,她在小说中以质疑甚至是戏谑的眼光看待她身边的世界。如此性格适合充分表现边缘人的精神或主体分裂感,五月狂欢般的怀疑精神充分展示了边缘人迷失自我的恍惚和困惑,表现出身份迷失对人物灵魂造成的毁灭性的打击。小说中五月对三种文化都表现出质疑和嘲弄:美国文化、唐人街文化和上海文化。
五月和她的家族从来没有认同过美国文化之于他们身份的确认意义。对她们而言,美国意味着失根的伤痛和被歧视的压抑境遇。早期移民经历千难万险进入美国,尽管他们在美国得到了梦想开始的契机,但在小说中我们更能体会到的是美国在早期华人移民文化认同中和精神认同中的缺失。小说反复强调“父亲”的出生地是美国,“我”的出生地是美国,美国像标签一样贴在“父亲”和“我”的身上。小说中“父亲”和“我”与美国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美国护照上,在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美国护照对“父亲”和“我”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在小说叙述中,我们没有再看到“父亲”和“我”对美国的叙述,在他们的视角中,美国的形象和意义是缺席的,美国文化在“我”的叙述视角中也没有得到展现。(www.xing528.com)
与美国形象的空洞性和美国文化的空白性相比,小说中五月对从小在那儿长大的唐人街论述颇多,但在她的叙述中,唐人街也不是身份建构的场所。五月用调侃的语调叙述唐人街,唐人街非中非西的文化、唐人街的鱼龙混杂和庸俗市侩、早期华人不伦不类的思想言谈都成为五月被调侃的对象。对五月来说,唐人街并不具备身份的标识意义,它既不能承担连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不能通向美国文化;它不能承载乡愁,弥补父亲和五月们的历史失落感和修复情感创伤;它又是华人们卸不下的重负,让他们不能在异乡的土地上轻松前行。在五月眼中,唐人街是寄生在异国异土上丧失主体性的畸形物,可悲而可笑。五月用游戏态度消解了人们对唐人街的文化想象,解构了唐人街的情感和身份归属意义,说明了长期以来唐人街在华人身份认定上的幻觉性。在小说中,五月打趣自己是“改良过的中餐”,唐人街在五月的视角中具有同样品性,《寄居者》中的唐人街因此并不带有许多文本所赋予的悲剧色彩,反而表现出荒诞滑稽的喜剧风格。
五月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进行嘲弄叙述,嘲弄美国文化,嘲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唐人街文化。当五月随父亲回到上海,上海又成为五月嘲弄的对象。上海庸俗的市侩气、狭隘的商业气味、丧失是非感的崇洋根性被五月犀利地剖析。特别是上海在乱世中苟且偷生的人们,为五月所不齿。上海的文化品性和文化意义近年来在中国的文学写作中常常被过度美化了,上海随波逐流、丧失文化根性和主体性的城市精神在倡导“日常化”的论述中也往往被圣化。而五月作为一个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华人,对上海的这种无主体性的、缺乏高尚精神的城市文化则持批判的态度,特别是上海人在国难家仇时期仍旧只是关注“小我”、追求享乐的生活态度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其实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假就来上海”,五月对上海城市精神沉沦的揭示由此可见。五月还用看似轻松的语气写着上海人在日据时期令人震惊的心态:“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节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仗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1938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华裔美籍女孩儿五月对上海人的讥讽和批判可谓辛辣。
从表层上看,《寄居者》中“寄居者”所指的是“二战”时期流亡上海的犹太人,但五月在多重文化中无所皈依的身份同样也带有“寄居者”的特点,五月的“寄居者”身份既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小说用德裔美国青年杰克布的日记对五月进行身份认定:“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寄居者》塑造了一个反叛的华裔青年五月的形象。五月用她调侃戏谑的方式解构着她所经历的各种文化:美国、美国的唐人街、上海,但在她消解意义的文化态度和人生态度之下,掩藏着深重的精神创伤,以及她对身份和意义的渴望。小说中五月对一些上海人国难时期奴性心态进行了辛辣的揭示,对出身富家的抗日青年温世海则表现出极大的敬意,这说明了五月对“国”的向往和为国献身崇高精神的认同,其中蕴涵了五月对明确身份归属的渴望。
上一节论述的边缘人形象,如《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美国来的妻子》中的“汪文君”、《阿飞街女生》中的“米真真”等,都是作者的同时代人,可以看作作者自身形象和心态的投射物。《寄居者》中的“五月”则跳出与作者同构的时间范畴,她的人生经历也不再带有作家严歌苓自身的影子,五月的形象可以说是严歌苓边缘人创作的一次突破。
陈丹燕的《慢船去中国》也写了非第一代移民的历史和命运。和严歌苓《扶桑》中的“我”、《寄居者》中的五月不同,《慢船去中国》中的非第一代中国移民对祖先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得非常淡漠,对新移民,他们以“美国人”自居,态度倨傲。在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里,极力回避中国的存在,因此,他们的身份认同带有极大的自我欺骗性和虚幻色彩。
虹影的小说《阿难》和《绿袖子》还塑造了混血的形象。和移民相比,混血的爱情和命运更带传奇性,悲剧感也更强。在虹影笔下,混血的边缘性具有很强的宿命感。虹影的《阿难》写的是两个混血边缘人阿难和苏菲的爱情故事和人生故事,从而探讨这一类人的人性奥秘和命运传奇。小说叙述者“我”以写作为职业,奉香港某文化公司董事长苏菲的委托,去印度寻找失踪的情人歌星阿难。小说中,“我”抽丝剥茧般地探寻着阿难和苏菲的秘密,小说从他们生存的边缘人状态进入到他们血缘和身份的边缘人属性,而血缘和身份的边缘人属性可以说是他们悲剧的根源,是他们人生悲剧最强的背后推手。阿难和苏菲都是混血,苏菲是中国女性和英国军官所生的混血,阿难是中国军官和印度女孩儿的私生女。身份上的无归属感使他们长期孤独焦灼,使他们的人生自出生起就被打上了悲剧的烙印,中国大陆、香港、印度,《阿难》中人们游走的空间非常广阔,但广阔的空间并不意味着自由,阿难和苏菲在地区和地区之间放逐,仍难逃脱绝望虚无的命运。《阿难》写了两个混血的悲剧爱情和悲剧命运,虹影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展开了对非自传性边缘人的想象。小说对混血宿命般悲剧人生的书写缠绵悱恻,打动人心。
虹影的《绿袖子》写抗战末期,中日混血演员玉子和中俄混血少年之间的爱情故事。玉子是“满映”时期的演员,苏军攻打下长春之后,玉子被指为汉奸。少年因为玉子辩护,被指为俄奸,两个人一个被放逐,一个被关押。此后若干年,两人在长春和东京之间互相寻找。玉子和少年的旷世之恋跨越种族、跨越年龄,又以动荡、颠沛流离的时代为背景,是一个特殊时代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和《阿难》一样,小说一再强调两人的混血身份,以及混血身份带来的孤苦伶仃感。身份缺失感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也突出了爱情在这类恋人中非同寻常的作用,使小说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虹影在关注时代对人的影响之外,也关注身份缺失感对爱情、性格、命运的影响。《绿袖子》的编辑在评论虹影和这部小说时说,“……她要在那里慢慢寻找,慢慢思想,历史和时间都无法掩盖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光芒……”[13]他还说“……像玉子以及她的男友那样的混血的孩子,他们在民族抗争的伟大运动难以归类,没有人会去重视他们的内心”,[14]《绿袖子》充分展现了两个混血“边缘人”乱世之中至死不渝爱情的可贵。
犹太人这一边缘人群也受到了陈丹燕和严歌苓的关注。陈丹燕和严歌苓的一些作品展现了犹太人流离失所的悲剧性的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犹太人在历史上是失去国土、惨遭杀戮的民族,陈丹燕和严歌苓的作品表现了这一人数众多的边缘人的生的挣扎,以及他们在生存重压下体现出的惊人的生命韧性。特别是严歌苓的小说《寄居者》,为“二战”时期流落到上海的犹太人写史,写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写他们在非人处境中表现出的尊严和创造力;写他们在俗世中的挣扎,也写他们坚守的爱情和理想。并且,小说对犹太人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而形成的民族性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不仅塑造了大量自传性边缘人形象,而且塑造的非自传性边缘人如非第一代移民、混血儿、犹太人等在中国文学中也是一群独特的形象。作家们不仅从自身经历出发塑造边缘人形象,而且在更开阔的视野中超越个人经历,虚构和想象非自传性边缘人,说明了跨文化经历扩大了作家写作范围,也激发了作家们对人类“边缘”处境更广泛的思考。作家们所写的自传性边缘人,尚可从过去和记忆中寻找“我从哪里来”的线索,非第一代移民、混血儿、犹太人和他们相比,可依靠的过去记忆更加渺茫,“到何处去”的方向也更晦暗,因此他们的身份虚无感更重,作品所表现的悲剧性也更深。作家们通过塑造这一特殊人群的形象,试图发掘人性幽深的奥秘,发掘在皈依感缺失状态下人的情感命运和身份认同的特点。正如霍米·巴巴所认为的,身份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成品,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靠近,是难以捉摸的过程,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塑造的非自传性边缘人正是典型表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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