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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文化景观:伊朗新电影及导演研究,从女性视角阐述女权意识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一位从伊朗的教育体制中解脱出来的女性导演,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一直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女权意识。这种超越她年龄本身的独特视角,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使得萨米拉的影片具有一种女性群体对于自身命运的悲悯之情和关切之心。萨米拉于1998年创作的电影处女作《苹果》,是一部具有强烈隐喻色彩和女权意识的影片。尽管萨米拉个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女权意识,但她并没有居高临下地评论别人的人生。

现象与文化景观:伊朗新电影及导演研究,从女性视角阐述女权意识

作为一位从伊朗的教育体制中解脱出来的女性导演,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一直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女权意识。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权力意识,不仅表现在她对于个人事业和价值的追求上,还映射和渗透在她的电影作品中。在萨米拉的电影作品中,我们总是可以从一个微小的故事或切入口,窥探到一个真实而刺痛的疤痕。这种超越她年龄本身的独特视角,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使得萨米拉的影片具有一种女性群体对于自身命运的悲悯之情和关切之心。

萨米拉于1998年创作的电影处女作《苹果》,是一部具有强烈隐喻色彩和女权意识的影片。该片不仅为萨米拉带来了荣耀与掌声,还使得萨米拉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未来之星。相较于其他伊朗导演关于女性题材的电影,萨米拉的影片《苹果》,可谓是具有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视角。在影片《苹果》中,萨米拉并没有像以往的其他导演一样,对女性角色赋予符号化的性格或预设的角色,而只是藏在摄像机之后完整地记录下孪生姐妹以及她们的父母真实的想法和最自然的生活状态。影片《苹果》并没有过多地流露出导演个人的情感倾向,仅仅只是用一种记录的方式,不加修饰地展现孪生姐妹身上经历的事情,而并非进行戏剧化的预设与计划。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萨米拉直接走进这个家庭,倾听父亲的诉说,与孩子们耐心地交流,并认真记录下每个人的真实想法。比如,影片中父亲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他说:“我的两个女儿就像漂亮的花朵一样,一旦让她们暴露在太阳底下,她们很快就会枯萎。”从这句简单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父亲看似对女儿细致地呵护和关爱,其实是一种自私、虚伪、愚昧,甚至丑陋的行为。但是,在影片中,导演萨米拉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态度或者情感,她所做的只是记录这个真实发生的事件。萨米拉自己也曾说道:“我想去发掘到底是谁迫使着父母将他们深爱的孩子关在房中。我想要知道为何有些邻居视若无睹。”正是怀着这种对于女性命运的关切之情,萨米拉才选择客观地记录这个真实而不可思议的事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导演萨米拉对于孪生姐妹的命运非常关切,但她并没有将夹杂个人观点的评价渗透进影片。尽管萨米拉个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女权意识,但她并没有居高临下地评论别人的人生。也正是这种情绪,使得萨米拉对于女权意识的呼吁,基于一种真诚的态度和平视的视角。没有强烈的批判和激进的评价,但这不代表她没有自己的态度,她只是让自己同为女人的悲悯和关切,缓缓地流淌在画面之中、荧幕之上,将自己对于女性权力的主张融入每一次提问和交流之中。

怀着对于女性命运的关切之情和悲悯之心,萨米拉于2003 年创作了影片《下午5 点》。该片以贫穷的车夫之女娜可、老车夫和娜可的嫂子作为叙事对象,将娜可的梦想、三人的命运以及家庭的命运,紧密地联通起来,并通过隐喻的方式,揭示出导演的人文关怀与影片主人公未来的命运。影片中娜可的父亲是个保守并且具有强烈男权意识的家长,他顽固地认为,女性需要接受众多的清规戒律,甚至认为听音乐也是罪过,他还拒绝娜可接受教育。尽管如此,娜可还是每天都偷偷地去一所女子学校读书,并在上学的路上换上仅有的白色高跟鞋,戴上一把蓝色的遮阳伞。也许这白色的高跟鞋和蓝色的遮阳伞,对于娜可来说就是全部的青春和美好的象征。在课堂上,老师调查女孩们对于未来职业的期待。女孩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想成为教师或者工程师,而娜可的梦想则是当阿富汗总统。娜可的梦想引发了女孩们的争论,有人说,很难想象一个戴面纱、生孩子的阿富汗女人会被选举为总统,也有女孩反驳说,一个勇敢而聪明的女孩可以为自己做主,而不是任由家庭摆布。这个女孩的父亲和哥哥都惨死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她认为正是男人的政权给阿富汗带来了灾难。然而,在影片中,这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却在一次放学之后,惨死在街头突发的恐怖事件中。尽管女孩们在课堂上可以畅所欲言,进行激烈的争辩,但是放学之后,那些在课堂上各执一词、激烈争辩的女孩们,顿时变成一个个用头巾遮住脸孔、身穿蓝色长袍的移动帐篷,分不出年龄、美丑和个性。在这个曾经被宗教极端分子统治的国家里,女性的功能就是侍奉丈夫,养育孩子,根本不需要有自己的个性和见解,甚至连美丑与否都不重要。她们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而并非一个个鲜活的个体。(www.xing528.com)

这部影片无处不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塔利班倒台了,阿富汗政权灭亡了,娜可的兄弟死了,毫不知情的嫂子抱着又病又饿的孩子等待丈夫归来。影片中,大批难民涌向喀布尔,几乎每一个家庭都经历着丧失亲人的痛苦,而喀布尔则已是一座死亡之城,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破败的建筑物,无家可归的人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的遗骸之上。实际上,萨米拉并非只是为了表达对生活在死亡和苦难阴影之下的芸芸众生的悲悯,而是想用质朴、冷峻的基调表现苦难,并试图在这片死寂的废墟上,寻找到一缕希望之光。

影片中,与死亡、废墟、苦难交错并行的是新的希望和思想,这种新思想就是像娜可一样,被塔利班政府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阿富汗女性,可以勇敢地走出家门,去学校接受教育,甚至产生了成为女总统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愿望。影片中的娜可不甘心屈服于命运,偷偷地去学校接受教育,还换上高跟鞋,撑开遮阳伞,展现自己的青春和美丽,用不怎么熟悉的英语和一个外国士兵交谈,甚至勇敢地与年轻诗人单独相处,讨论如何能成为阿富汗第一任女总统。在喀布尔这座弥漫着死亡的城市中,娜可的存在无疑给了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一丝希望,而作为女性的娜可,也在这座萌发着希望的城市里自由地行走、呼吸、思考,甚至自由地与异性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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